首页 -> 2003年第4期
另类资本主义可能吗？（外一篇）
作者：许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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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运动者来说，承认弱势群体是千差万别、多彩多姿的，往往并不困难。然而若将宰制、剥削弱势群体的“敌人”想象成单一、同质的“巨兽”，那么被表述成单一、同质“巨兽”的对立面的、“纷杂多元”的弱势社群，恐怕还是会缺乏点血肉，还是很容易掉入单一、同质的窠臼。当右派或保守的民粹主义者很务实地挪用任何对其有利的东西和语言时，不少激进人士往往拒绝运用习惯上（和偶然地）跟各种资本主义权力集团拉在一起的语言。香港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评论者经常试图避免正面地谈论某些经济概念，诸如利润、市场、理性计算、自由贸易和管理等等。举例说，部分香港激进人士在其反全球化的批评中，吊诡地囿于保守派的语言，往往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术语，真的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因而在道德层面上发动攻击。然而，跨国企业恐怕并不一定愿意推动全球一体化。试想，它们愿意全球劳工都享有像欧美等地一样的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额吗？愿意全球所有地方都采纳像欧美等地的人权和环保法例？尽管表面上鼓吹自由经济，但骨子里极不愿意参与竞争，跨国企业要的是垄断和各式各样的特权，以建立备受保护的“封闭社区”，透过纵向或横向的企业整合，使贸易、投资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均留在跨国企业的网络中，确保肥水不流别人田。
倡导虚构的全球一体化图像，将经济从社会及文化脉络中抽离出来，再化约为简单的成本效益计算，最终产生只有减省成本（裁员减薪）才会在全球化中有竞争力，这虚构的神话对跨国企业自然有利，但对于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来说，以反全球化作为运动方向，恐怕有点捉错用神，更可能与想要达致的目标背道而驰。
对跨国企业来说，愈多人使用全球化的概念，愈能够散播全球一体化的神话，使原是虚构的神话化为现实，这对于它们利用全球一体化作为减薪裁员的借口，恐怕还是有利的。在长久依赖国际贸易但却缺乏对国际事务关注的香港的脉络下，要反对的恐怕不是难以与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扣连的抽象的“全球化”，而应该是由跨国企业设定的议题，透过指出事实，针对不负责任的跨国营运、政府管治和金融投机等具体对象，避免被跨国企业设定的议题牵走，混淆社会运动的诉求。
当然，在现实政治中，世界贸易组织规条下的所谓“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应予以谴责，而事实上，香港一些“反全球化”的批评的确能够就较具体的语境，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或世贸组织的规条，在哪些具体方面对香港的社会生活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但正如本文尝试指出，这些应受批评的结果却仍然可能跟“私有产权”或“市场交易”的所谓“邪恶本质”并不相关。对于社会运动来说，把这些经济学术语所指的跟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混为一谈，对有效地达致他们的目标（例如“推翻资本主义”），显然无甚帮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社会运动者无可避免地是在右派或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者所设定的框架和议程下发言，因此不仅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和单一化，甚至会把设定成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群——庶民、边缘团体、自然生态保育等非政府组织本质化，仅仅以其反（被本质化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来想象他们，因而将这些“资本主义”的“他者”也本质化和单一化。
其实，资本主义并非如其倡导者以及批评者所描述般，仅仅是一个“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理性计算”或“追求利润极大化”作为运作逻辑的制度，也不是同一的或纯粹由经济主导的体系。相反，正如批判的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所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中，持久的人与人关系、动物精神、仪式、迷信和感情等各种社会文化践行，均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世贸组织等所谓国际“资本主义代理者”，恐怕从来不会全心全意地提倡“自由贸易”，只是尝试制订一些规管弱者的规则，有利于占尽优势的跨国大企业。甚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吹鼓手的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也从不是真挚地在推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反，正如乔姆斯基所指，里根和撒切尔的政府尽管满口自由主义的辞令，但是美英两国政府过去十数年都是坚决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Klein也指出，美国八十年代里根任内，反垄断法不断被削弱，而负责打击垄断行为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人手编制也大幅削减，导致整个八十年代美国以反垄断法控告大企业的案例减少了一半，也见证了(至八十年代为至)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十宗企业合并。正如Alain Touraine所言，“商品的自由贸易，与资本的不受规管流动，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很多跨国企业的行政总裁，并不会认真地视管理和会计制度为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的理性工具，或会热衷于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润。相反，他们大部分只想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个人利益，这些个人利益可能并不全是物质方面的。例如自尊、获得尊敬、安全感、减少压力和推卸责任等。事实上，会计和管理的策略往往只是塑造健康的公司形象的措辞技巧，而非作为管理业务的理性工具。
同样地，非政府组织等非谋利机构的动机也不全是不带有私利的。实际上，很多非谋利机构参与种种类似的商业营运的活动，例如透过倡议运动进行筹款、推广和宣传，以及通过出席会议建立社交人际网络。今时今日的非政府组织早已蜕变成为一门大生意，例如在社会福利服务或政府不再提供的活动等多个领域上，非政府组织都会成为政府的承包商，也可以说是“私有化”的受惠者，更甚者是不少非谋利部门越来越走向商业化的趋势。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布尔迪厄曾经清楚地提醒我们，利他主义、理想主义和独立性并不是慈善和非谋利组织的唯一特质，完全无私的活动如果存在，也恐怕是非常稀有。
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将“资本主义”想象成零碎、多样、充满各式各样暴力、同时也充满林林总总抗争的可能的“东西”的话，那么是否一定要在“资本主义”之外，才可以有更大的社会运动天地？除了在“资本主义”以外寻找另类(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是否也可尝试寻找另类的各式各样“资本主义”(alternative capitalisms)？
另类资本主义首先可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既成习见的否想(unthinking)。J.K.Gibson－Graham曾引入一个有趣的比喻，将资本主义全球化比作强奸。关于强奸的主流论述，强调的是强奸者的暴力、危险性，受害者则被论说成是无力、悲惨；与此类似，资本主义全球化也被想象为无所不能，宰制全球；第三世界、原住民、工人、农民、女性等弱势社群，则很大程度任人宰割。
然而，强奸者真的那么有力吗？阳具只能短暂勃起，睾丸也硬不过女性的膝盖，赋予强奸者方便的，是社会的空间设计、令女性难堪的法律程序和传媒舆论等制度，然而这些都并非不可改变，或只能以一种单一的方式操作。同理，“资本主义”的重要中介——跨国企业，尽管也获得各种制度性的支持，但亦同时会受语言、法律、文化践行所制约，庞然大物如英国的霸菱可以一夜之间完蛋，曾经短暂“勃起”的百富勤等不是已经烟消云散？此外，倘若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将跨国企业的践行置放在射灯之下，使各种权力运作显现，那么它们的压抑性力量和作用将会减少，生产性的功能也能更有空间发挥。因此对于社会运动来说，不一定要在“建制”以外寻找另类，事实上在建制内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只是未被有效地利用。跨国企业也经常像强奸者一样在躲避建制的监察和惩处，弱势社群所吃的苦头很多时候与已有的法律、公众意见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作用有关。然而，法律和公众意见并不是在任何社群脉络中均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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