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与永恒同行
作者：丁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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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重负
人在童年时大致都有一个突然告别连环画而开始喜欢文字的阶段。我清楚地记得七岁那年，一个夏日的下午，我在翻父亲的书柜时，《左传》、《史记》那典雅而高古的封面深深吸引了我，令我朦胧地感觉到这里面一定蕴藏着宝贝；于是，我便一手捧书一手翻字典，一口气看下去。书页中那一个个深沉卓绝的故事，使我对中国历史以及诞生这伟大历史和人物的土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似乎带有一种先验意味。我一下子变得会画画了，临摹《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等古装连环画，成为我获得童年快乐的主要方式。
1967年，荡涤社会各个角落的政治运动使我不得不远离了这一切，通过临摹连环画而发展起来的少许绘画才能，都被用到教育革命题材的黑板报上去了。终有一天，经过一番努力我踏进了艺术院校大门，那个潜藏在心底的宿愿最后得以落实。我轻声对自己说：终于熬到用画笔去重温童年的梦想的时候了!
可以这么说，踏上黄土高原对我日后的艺术历程，既是一个决定后来所有决定的原始决定，也是一桩满足了内心原初憧憬的还愿行为。
黄土高原的深厚使人心颤，而它的贫瘠更令我心寒。然而，在这贫瘠的土地上，人们所体现出的对苦难的忍耐力、贫困的生存勇气以及劳作的永恒身影，亘久地烙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迹。
“……在葡萄变褐的成熟秋日，簌簌作响的树叶下盘腿坐着一位画家。他把画板紧紧地贴在胸前，深攥的铅笔在粗糙的纸上艰涩而行。一个个粗犷而质朴的形象在他仔细呵护中缓缓凸出纸面。此时，他什么也不想。他已不存在了，只有被艺术之灵引导的画笔犹如一丝生命之细线在呼吸。这种诗意的沉醉，没有打消一个爬入他脑际的疑问：难道那些轰轰烈烈的历史真的是在这片荒芜、贫瘠的大地上发生的吗?难道这些庄稼汉、乡妇、村童竟是那些史书中描写的视死如归的英雄们的后代吗?如果不是目睹博物馆内陈列的真实物证，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将二者联系起来的。从此时起，这一痛楚便再未离开过他。”
当我翻开二十年前的笔记本阅读这段以第三者口吻描述自己当时状态的文字时，方才真正体会到，关注这类问题就如同涉河者又负上了额外的重担。但我并不懊悔，因为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爱它。它曾驱使我去寻找答案，同时又断然让我不相信有任何答案。于是，方才产生了堆积于我画室中的那些反复演绎类似主题的画幅。在枯涩而沉重的笔触与肌理的拥围下，亮光极为吝啬地只显出一点，暗部则涌动着阴沉的命运的力量，一切都在相互吞噬、消融……
如今，我们正处身于一个陌生的时代——大众传媒时代。它崇尚商业信息，鄙弃人文价值，接纳平庸媚俗，拒绝精神深度。这种杳无声息的滑落，对很多人来说却是甜蜜的乐子。但我仍然认为，已退居社会边缘的精神文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深度绘画艺术，虽无法阻止这一切，但它还将一如既往地言说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并以自身蕴含想象的自由空间，对以往时代的某种伟大的自由文化作出回应，对破碎了的幸福作出许诺。(1998年7月)
来自荒野的呼喊
在经济改善、物质繁荣的表象覆盖了广大的城市与乡村时，另一方面却是心灵普遍的苦闷与贫困。由于人类利己行为的泛滥，荒野自然如今已诗意不在。
沉睡于荒野大地深处的历史记忆，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中只被作为旅游商品来看待，现代人已然无法从中感悟出任何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人们耽溺于物质追求的热浪中，再也听不到来自荒野的呼喊——无论它曾经对人类灵魂的觉醒产生过多么重大的作用。也许，将来的人们得到更多的是来自日益变得粗暴任性的荒野自然的报复。
因此，近两年来，我的画作所关注的主要是城市与荒野、历史与文脉之间的关系。如果要为其寻找一个定位的话，可称之为“深度绘画”。深度绘画立足于精神性而非感官性之上，它首先关注的不是建立在绝对个性基础上的所谓“新颖与独创”，而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与追问，是对处于历史性的文明变动中人的当代处境的思考和关注。(1999年11月)
精神与画语
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东西方国家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人们发现许多原本差异很大的事物竟十分接近，而许多看来类似的东西又如此相距甚远。这似乎并不影响因世界性战争危险的消除而产生的总体乐观情绪。正是在此时，文化艺术界部分知识分子的痛苦却开始加剧了。他们一点也快乐不起来，这似乎与他们现实生活状况的变化(通常是改善)恰好相反。知识分子的苦恼在于：他们既生活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又生活在历史文脉的传统之中。世界的一体化，使他们越来越看清了某种体现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巨大的差距：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随后的长期停滞和衰败、近代的耻辱与创伤、现代的积重与难返、当代的断裂与失望，以及现实对文化的诸多不利等等。这些综合起来的重负，是东方世界——包括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在内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因此，他们不会将日常现实生活表象——不管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看成是真正的现实，他们的记忆与良知总是驱使其去探求和追问那深层的真实，这也是表现主义产生的根源。
对于世界的看法，有乐观者、有悲观者；但凡持真诚态度者，则必有价值。真诚的持守，表现为深度的沉潜。站在历史深层的原点去看，中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山脉高原河流，最深厚的传统历史文脉。这种历史的真实，你作为个体的人可以忽略它，但作为融入历史意义中的人，你则无法回避。记得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在论及东方的文化潜力时曾说：所有终极超验价值思想体系，都是从东方世界诞生的，而所有主义与意识形态，则无一例外都是西方世界的产物。的确，曾对人类精神文化历史作出过决定性贡献的东方世界(主要是亚洲)，自十六世纪以后便变得麻木并衰落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复兴将遥遥无期。种种迹象显示：亚洲的文化潜力，正在摆脱欧美现代主流文化的笼罩而逐渐崛起。这一崛起潜力不可预估还基于这样的判断：精神与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和主义，方才是人类价值体现与追求的归宿。
在我看来，绘画是人们观察和表现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角度。绘画的手工制作性质、与人的本能贴近的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文脉的有机延续中的特殊地位，构成了它在现代世界中存在的理由。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踏上黄土高原之时起，我就一直在试图寻找这样一种绘画语言：它能充分地表现华夏大地的博大精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丰厚底蕴。它在学术分类上可称之为“深度绘画”，在画风上则可称之为表现主义画语。之所以要强调中国气质，并非是只为了突出民族地域性，而是要强调在人类普遍性基础上的生存经验的独一无二性，它以其深厚、含蓄的特点而区别于欧美表现主义的激烈与狂放。
表现主义作为人类表达心灵感受与内在经验的一种艺术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就中华民族而言，数千年以来充分发展、瓜熟蒂落的书法艺术，将古典的东方表现主义发挥到一种几乎完美的、后人无法再超越的形态。作为那些愿意承载以往历史重负的当代中国画家，不可能抛却传统去彻底创新——而且也无此必要，传统是负担也是资源，有负担的行路者，脚步虽慢，但会更沉实。
如何将古典的技法与现代的观念、西方的光影与东方的书写、厚涂的肌理与薄色的罩染……等矛盾因素有机地融汇整合到一幅作品中，始终是我在创作过程中试图解决而一直未能完全如愿的命题。表现主义，在通常意义上是一种激情与张力的游戏，若能把各种相互对立冲突的因素恰当地控制在一个临界点上并达到“引而不发”的状态，我以为这便是东方当代表现主义个性化的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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