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今夜我回到工厂
作者：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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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离开单位重新走向校园后，我才发现，过去的一切并未随着我的远离而淡化。暗夜深处，当我一人默默回首往事时，脑海里滚动和跳跃的竟然是一些与我不太相关的人——他们与我没有什么交往，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厉害冲突，在YF的时候，哪怕与他们擦肩而过，出于礼貌我跟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话讲，即使在一个陌生城市的路上见面，最多也就停留在点头示意。
经常闯入我脑海的是曾经和我一个车间的汪立新。他大学毕业很早，好像比我要早几年进厂。可以想象，一个从贫瘠荒凉的湘西走出的孩子在大学毕业后，家里人会对他充满多少期望。然而，他过得并不好，尽管他像很多农村孩子如愿地脱离了土地，来到了繁华的城市，但他并不像父老乡亲所设想的那样过得很好。他为人太忠厚，上班很多年了，脸上挂的依旧是学生时代的腼腆微笑。二十五六岁了，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当然也就找不到女朋友。当很多青工在青春躁动的作用下将纺织厂的女孩追得鸡飞狗跳的时候，他却不会凭借自己明显的优势，将一个普通的临时工追到手。分厂的厂长换了好几个，从来就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毕业于西北纺院，是厂里少有的几个本科生。他放在车间，修机，拖卷，端茶倒水，收团费，给领导接电话，总之干的都是一些与自己专业毫无半点关系的琐事。这样耗了将近七年，碰上厂里精简人员，不幸竟然落在他的头上，领导很明确地告诉他，两条路：一，到一线当工人，三班倒；二，停薪留职，自己到外面去闯。很明显，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不管他怎么窝囊，他不可能连这点自尊都没有，但第二条路就更好吗？对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而言，他要是能够到外面闯荡，他会委屈自己在这个并不景气的工厂熬上这么多年吗？他依旧默默无语，选择了第二条路。但他能干什么呢？我能够回忆起的关于他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有一次恰好从他们宿舍经过时（他那时已下岗），在得知我考上研究生后，他用一种很羡慕而又很冷静的眼神望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你的选择是对的。”再到我下一次听到关于他的事，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消息。后来才得知，他离厂后，因为厂里的宿舍不让他呆下去，他就在岳阳郊区一个很乱的地方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然后在一个很不正规的公司上班，大约是联系建筑材料的业务，他无意识地掌握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而又恰好不幸地陷入了一个经济纠纷，别人为了防他，于是将他困在房子里用乱砖砸死了。他死后的现场当时就遭到了破坏，在亲人没有到场的情况下，他的遗体竟然被擅自被送往了火葬场。尽管这样，他被杀的证据依然确凿无疑，但因为没有关系，他的案子一直就没有进展，法院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自杀。他家只有一个儿子，他很忠厚老实的父亲我见过一次，那一年，橘子大丰收，贱到只要两毛钱一斤的时候，他爸爸曾经从老家弄来了一车橘子在我们那个工厂贱卖。我还记得汪立新站在一边帮他父亲张罗生意，还记得他碰到同事熟人后，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明显想讨好的说不清楚的笑容。但今天，那个老父亲的唯一的儿子死了，那个老父亲大学毕业留在城市的儿子死了。他那个在工厂做临时工的女儿失去了她的哥哥，在离家遥远的陌生城市，这个女孩永远地失去了她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亲人，唯一的依靠。据说，汪立新死后，他爸爸到厂里来过一趟，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默默地在儿子生活了几年的工厂静坐了一天就悄然离去。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将凶手找出来，他压根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将凶手找出来，他的儿子没了，这个老父亲竟然毫无主张，竟然毫无主张到连表示伤心一下的意识都没有。他的儿子没了，他竟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使他应该承受这一切。时光流转了，一切都过去了，今天，在YF，再也没有人提起汪立新，再也没有人记起那个曾经引起他们感慨的三个字。今天，我在想起他的时候，还记得他倚在门边对我说的话“你的选择是对的”。直到今天，我对我的同龄人所遭受的灾难而带来的痛苦和愤怒，从来就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减少半点。我只能在我的文字中写下他，只能采用这种无能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一种无望的悲哀，我没有半点勇气去打听他父亲和妹妹的消息。
还有一个经常使我想起的是我的师傅秋保。秋保并非教我挡车的师傅，但因为他与我在一个工段，我学梳棉时所用的棉卷都由他负责，加上比我年长，因此我叫他师傅。他显然很高兴我对他的这种称呼，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还是读了书的人不同，大学生就是不一样。”我估计我是车间唯一一个叫他师傅的人。其他人，无论厂长工长还是同事，或者是像我一样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进厂的学生，对他从来都是直乎其名。我始终记得那个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走起路来摆着外八字，脸色一天到晚蜡黄的女工长，叫起“秋保”来简直就像呼唤自己并不存在的儿子一样。后来才得知，秋保确实有点“宝”，有神经病，自然也就讨不到什么好老婆。不过他看起来一表人材，长得高高大大，浓眉大眼，不说他有病，要是稍微打扮一下，说他是某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有人相信。他一发起病来，就打老婆，摔东西。老婆没工作，全家的生计就靠他在工厂干活维持，但工厂那几年真的不景气，总是有下岗的名额，可想而知这种结局肯定不可避免地会落到秋保的头上。我听人说过，秋保有活干还好，一般不怎么发病，如果下岗时间太长，呆在家里憋得太久，发病的频率就更高，病情也更厉害。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我不知他的病是否好了点，不知他现在推卷是否还像以前有力气，也不知他是否还像以前一样，在车间总是被人“秋保”“秋保”地叫来叫去。我猛然意识到，和其他人一样，我竟然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而只知道他经常被唤作“秋保”。
还有那个叫做小玉的姑娘呢？那个和我同时进厂毕业于纺专但却比我要大上几岁的姑娘呢？她太瘦了，加上一张尖脸，架一副眼睛在鼻梁上的模样，看起来就像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有一半压在了她的身上，是那样令人辛酸。她永远都在车间的梳麻机上手忙脚乱大汗淋漓，她永远都完不成规定的产量，她永远都不会在别人欺负她的时候多说半句，她永远都不可能像我一样觉得委屈的时候，毫无修养地将车间的滚轴摔得满地都是，当然，她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灿烂的笑容。但她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复读了很多年终于考上了大学，但考上大学并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她年纪轻轻看起来就像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简直就是祥林嫂的翻版。她在嫁了一个好吃懒做的丈夫后，面临的处境就是，一家的生活担子必须全部用自己羸弱的肩膀挑起。可她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都一样地做过每一个少女都有的梦。今天，她还好吗？今天，工厂是否已经给她换了一个岗位？今天，她那个游手好闲的丈夫是否也能帮她分担一点点生活的重担？
暗夜深处，我总是想起这些人，在没有他们消息的日子里，我总是牵挂他们是否还像以前一样。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彻底逃离了那个曾经使我绝望的地方后，心头总迷漫着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牵挂，为什么当我真正拥有机会看到那些如雷贯耳的名人后，当我有机会亲聆这些人才华横溢的演讲后，我却始终无法真正认同他们那种过于精英的姿态和立场；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始终无法像我的那帮同学一样，以一种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心境，来坦然面对那些所谓的学术问题，为什么对那些一直在学校按部就班长大的同学，那些比我要小几岁的同学，为了奖学金的评比背后告密的行为是如此地鄙夷；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在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后，更多时候我只是站在暗处而从不参与那些时髦的话题，依旧像在工厂黑暗的日子里那样再次选择缄默，为什么一旦离开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短短的时间内，他们的面容便在我的面前五官不清模糊一片，而那些一直活在我记忆深处的另外一个群体，却总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刷新，面孔清晰明朗生动；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武大时候，为什么每次讨论课上我总是不自觉地选择一个与启蒙有关的话题，然后理论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词，一次次令我的导师为我不平和的心境而担心。说实话，我并非厌恶学问，也并非对我的同学有什么成见。我只是对这种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一个操作层面到另一个操作层面的思维和方式保持了一份警觉，只是对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学习和理解一门最需要灵魂和激情还有良知的学问，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依旧固执地保留着对另外一个可能跟我毫无关系的群体的记忆。坦白说，与其说他们被我记住，不如说我需要记住他们，我需要他们鲜活的脸孔提醒自己永远记住生命的底色，我需要对他们的回味来时时剖析自己的灵魂，我需要对他们的记忆来修补我今天疲惫的灵魂，从而避免自己在脱离现实苦难的日子里，内心冷漠缺乏激情却还浑然不知。我目睹过我的同龄人怎样在生活的底层挣扎，目睹过他们从社会骄子的高空摔到残忍的现实后的疲惫和无奈。我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并非所有人都渴望过上刺激而又风雨飘摇的生活，并非所有人都渴望建功立业，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比尔·盖茨。更多时候，他们内心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容下他们过上一种安定的生活。我对他们这种卑微的心愿充满了敬畏，从而对那种“有本事就别窝在单位，就到外面去闯”的悲壮但毫无人性的论调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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