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丧失行动的知识人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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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行动的主体。他的主要行为就是话语行为。他根本无法在行动领域内与一个运转良好——至少在制裁它的批评者方面——的国家机器相抗衡。适当的适应是他唯一理智的选择。然而，真实有效的行为之所以被取消，正是由于他失去了真实的话语行为。知识人每天都在不停地写，不停地说，在报刊杂志、在电视上、在大学讲堂，有时也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然而，除了用专业上的鸡零狗碎的知识去论证存在的合理性之外，他的话语行为根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话语领域已经被分门别类地加以管理。
让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知识人绕开这个雷池能否找到可行的路，以及介入的可能性。正常情况下，一个知识人的介入方式是他的话语行为，以他对事情的理性分析，以理解力来影响社会事件的进程。不论他的话语行为是通过形成社会舆论的方式，还是直接影响到社会决策者的决策过程。——这个出发点如果意味着所有这个过程都是少数人的事情，那么这个可能性已经是一种现实了。可问题就在于这个“社会过程”始终是极其少数人的特权。解决问题的不够民主、不够公开化的程序，造成了解决问题的不够公正。——但是如果他要做出分析与判断，意味着他对事情是一个充分的知情者。真实情况是，一个知识人通常情况下都不是一个充分的知情者。有关事情的内参不是提供给知识者的，而大众传媒并不是透明客观的传播媒介。所谓的大众传媒是社会真实信息的过滤器。或是一个奇特的消音器，复杂的和义愤的不平之鸣，通过宣传意识形态与消费意识形态的混合物作用，变成了对真实意识进行催眠的艺术。现实的真实性消失了：现实本身也消失了。本来嘛，在一个信息与传播的社会，没有进入现代传媒的现实就早已变成非现实了。被制造的景象取代了现实的位置。仿真的世界替代或遮蔽了真实世界。媒介上的图象和信息变成了现实性的合法来源。如果他要对一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话，他就必须充分意识到他已经越位了。他既没有合理的动机也没有合法的身份。即使是一个新闻记者或一个有合法身份的人，也不能在没有机构批准的情况下介入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从口头传播——在有了电视、报纸这些现代传播工具之后，人们获得有关社会的真实信息的渠道仍然是口头传播，尽管口头传播会带有误传和谣言，不免夹杂着各种当事人或传播者的个人情绪与想象，就像口传时代那样，一个细节可能变成了一个传奇故事。但仍然比主流传媒包含了更多真实的社会信息，至少包含了更真实的社会情绪。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在当今世界，技术的进步总是首先为权力效力。先进的传播技术所提供的信息更少，传播方式不得不向更原始的方法倒退，对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可怕的灾难？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与马克思时代或列宁时代已经不同，它没有道德优势，也没有渴望成为历史行动的主体，更不代表历史运动发展的未来方向。它没有任何社会乌托邦的成分，甚至没有任何集体的社会目标，更没有对国家权力的任何目标与想象性的要求。社会弱势群体的运动从被利用的历史主体或国家目标的政治运动变成一种有限的“生活政治”，或生活要求，它不是，或并不设想一种长期的行为与目的，现今的事件要求的是一个近期的、有限的利益目标。他们之所以开口说话，是因为迫于生计。可以想象的是，在马克思与列宁时代，社会底层运动也不会自发的具有社会历史目标，或国家权力目的，就像历史中的农民起义一样，同样都是为生计所迫，为了有口饭吃，底层社会的反抗运动或农民起义的政治权力目标与社会乌托邦设计，是由于当时革命和激进知识分子的介入才会出现的历史转向。然而，当整个人文学科已经失去了明确的历史感，失去了确定无疑的社会伦理学时，一个清醒的知识人不会怀着改变世界历史的英雄心态去乡间跋涉，怀着相似的心情去写考察报告。其实，正是这样的文献所产生的历史，正是上一代人的历史乌托邦主义的悲惨失败，以及它所留下的没有清算的、没有偿还的沉重的社会历史遗产，对现今的知识人，即使是有社会伦理冲动的知识人产生了强大有效的免疫力。正是这种已经发生在历史中、也发生在知识人自身的病原遗传，使知识人产生了对社会行动和正义冲动的道德诱惑的免疫力。尽管我不知道这种免疫力是理智的还是犬儒主义的。是理性行为还是怯懦的逃避。这样的报告也许仍然可以去写，但是它显然应该有一个有限的道德目标或具体而微的社会目标。现在可行的是把这种写作纳入一个学术研究的机制中去，或者是政务机关的调查研究，无论哪一种情况，他都应该是被纳入体制的范畴。以便在合理化进程中被接纳，即使为了使考察具有可能性和任何一点改变状况的效用。
除此之外，一个知识人介入现今的物质世界的社会运动的行为是可疑的：从庸俗的角度看来，一个知识人在今天不再是为生计所迫。一个占据社会既定位置的知识人已经差不多是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因而一个知识人的介入肯定是别有用心。这很容易被功利主义或者计算思维所理解：一个不是为生计所迫的人的社会介入肯定另有图谋，如果不是更坏的制造社会动荡的恶意的蓄谋，也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和明确的社会目标，也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组织以反抗既定的权力结构的话，既无思想纲领也不是为新的权力做舆论准备，如果这种介入被恰当地理解为感情冲动、一个耽于正义幻想的知识人的良知冲动，那也不会有积极的结论：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是社会有关权力组织的事情，而不是任何个人的社会正义冲动、道德情操的对象。是的，在一个合理化与分工被谈论的很充分，甚至已经几乎被认为成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与运行方式的时候，知识人的个人良心冲动就是添乱和个人的精神紊乱。不受权力组织控制的个人的道德冲动或乌合之众的情感冲动，或者说知识人的道德冲动，充其量是一个道德姿态，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介入行为，充其量是一种文学化的煽情，而不是严肃的社会责任感。
我希望这是一个符合现实感的逻辑。然而，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我不能自欺欺人地相信，知识人可以信赖这样的社会合理化程序与社会分工。如果没有可以让人求助的合理化与分工的社会组织，又丧失了知识人或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人对社会事件的道德关怀或情感冲动，人们所面临的只能是不公正的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道德麻木和良知的泯灭。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在一个所谓合理化与分工专门化的世界上，知识人而不是任何门类的专家，一些个精神生活的业余爱好者，一些个真理的业余爱好者，或者其中的每个人是否还需要对世界事物作出情感反应？在合理化与高度分工的社会里，道德情感反应是不是已经是过时的事情？是否只应限制在饭后的闲谈之中？情感冲动或道德冲动，通常总是面对具体情景、面对个人遭遇或命运时的反应方式。而不是面对抽象的整体，理性地把握世界的行为。因而没有理由将这种情感普遍化，或作为认识世界的合理化的方式。正像阅读文学作品时一样，它只不过是用社会伦理感情通过个人的命运即个别事件理解生活世界的方式。说到底，面对使内心不安的口传社会新闻或社会生活领域里的事件，这不过是我的文学认识论的一种立场的反应。这些文字没有野心，只不过表达一点文学认识论所产生的对触动内心的社会问题的微弱的疑义。这些文字虚假地表达了丧失行动的困惑，真心诚意地表达了对不行动的辩护，然后躲进所谓的文学象牙塔，并且对我无能为力的世界说：对不起，我已经谢过罪了。
耿占春，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观察者的幻像》、《叙事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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