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两千里观鸟记
作者：徐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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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12点起，在草丛中跋涉到下午3点钟，然后上车往肯尼亚西北小镇基塔利进发，中间仅因为买食物而停了一次车。一下车，一群流浪儿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要照相，双手交胸摆出非常得意开心的样子。我给他照了一张大头，他立即问我要照片，我就问他要地址。他答不上来，转而要玩望远镜。一下子七、八个流浪儿围上来，争着要看望远镜，尽管可能什么都看不见。平时我可能也介意他们脏，但这会儿我自己就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而且他们阳光般的笑容，深深地感染了疲惫不堪的我。
第二日夜：
有些东西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以后就永远说不出，只是一团薄纱般的雾，你一靠近，它就立即飘走，当时内心的触动，日后也混合进新的东西，再也不复原初的模样。
第三日：
埃尔贡山，连绵起伏，从四面八方笼罩着你。蓝到极致的天空，令你有被拥抱的感觉。这样的蓝，是一种温柔得说不出的颜色。
这座山，位于乌干达境内靠近肯尼亚边界的地方，是非洲的第三高峰。一个月后，我看见了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坦桑尼亚境内靠近肯尼亚边界的地方；再过了半年，上了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亚山的半山腰。肯尼亚就因这座山而得名。它恰好位于肯尼亚中部，山顶有几个精致的山尖，终年覆盖白雪，与山谷的阴影形成巨大的白黑对比，仿佛驼鸟黑白相间的羽毛——这据说正是肯尼亚（Kenya）一词的本义。
第三日晚
时间一点一点地逼近黄昏。康格莱大绝壁下，几个安安静静，或坐或站的人影，一点一点地模糊起来，黑与白与黄不再分明。我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不时遥遥地看一看他们，再看一看眼前铺天盖地的大山和石头嶙峋、灌木稀疏的峡谷。夕阳在山后，看不见，但清晰地感觉到它的沉落。
科林走近我，“真美，”他说。“真孤独，”他又说。我默默点点头，没有出声。像他这样一个青年，也会用“Lonely”来形容这样一片风景，实在让我有一点惊异。
科林低声告诉我，他们在这里等候一种很难见到的鸟儿，叫石雉，或称石鹧鸪，长得并不好看，颜色和灰调的树与石头非常接近，性格“非常害羞”。这种鸟儿只生活在瘦石嶙峋的山谷里的矮树丛中，只在黎明或黄昏的时候，而且周围没有异常的动静，它们才会鸣叫。而只有在它鸣叫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发现它。科林他们前年曾经在这里发现过这种鸟儿。现在他们这个时候在这里停车，就是为了谛听石雉的叫声。
在薄暮时分，面对大山，默默等待着倾听一种并不起眼的鸟儿的叫声，一等等上两三个小时，这种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多么美丽浪漫的事情。
而我，独自面对群山。它们已经这样子雄浑、荒凉、孤独了几千万年。我想象不出这些山更年轻时候的样子，也想象不出它们更衰老的样子。因为想不出，我就认为它们永恒。这一天，是我三十岁的第一天，内心充满对逝水年华的抗拒、惶惑和伤感。我渴望参透生老病死之谜，渴望克服内心的喧嚣、脆弱与自卑，达到恬静清明的境界。面对这永恒的山，愈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内心却愈波澜起伏。
我认识到，虽然我看见了天空的另一道风景，认识到一种赤子之心贯彻始终的生活方式，但最终，我还是我，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骤然改变我，我只有等待着繁华亮丽的风景自然而然地淡出我的世界，只有等待着为此极度敏感而心痛的心情随时间而平复。
科林：
科学家的严谨与效率，赤子的烂漫与纯真，对世事也并非没有洞察能力。对女性温和而周到，关心他人，即便这仅仅只是出于教养，也令人温暖而感动。这，就是我对科林的最初印象。
科林和我同龄，出生在肯尼亚西部城市埃多雷特，父母亲都是英国侨民。虽然长到两三岁时，他就随父母回到了英国，但肯尼亚却从此被他视为故土。这次路过埃多雷特，他还特意指点我们看他出生时的医院。
科林在英国一路念完小学、中学和大学。1989年毕业后，开始职业性的观鸟生涯。他会好几门外语，其中包括葡萄牙语，因为他曾在葡萄牙观鸟三年。到现在，他总共已经在十一到十二个国家看过鸟。1994年起，他来到肯尼亚博物馆鸟类学系工作。在这三年里，他每天都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8点，除了到教堂做礼拜，大部分周末都在野外进行鸟类观测。他现在的收入，不及他在英国工读时挣得多。但在科林看来，这“并不重要”。
鸟、友谊、宗教，是科林世界的三个重心。科林虔诚地信奉清教，坚信上帝存在，并且时刻都关照着他——一个“被上帝宠得尤其厉害的孩子”，因为他到了三十岁，还在干十一岁起就爱干的事情，而且还和十一岁时一样狂热、投入和充满喜悦。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科学家共同的理由：大自然太过完美，太过美丽，超越了理性所能设想的程度，使人无法不相信神的存在。
和科林，现在差不多有四、五年不曾联系了，离开肯尼亚时，他正在蒙巴萨附近森林里做鸟类研究。在我眼里，他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单纯、自由，忘我的投入，可以把握的快乐——他说他只要看到鸟就能振奋和快乐。这样的人，总让人觉得有些不识人间烟火，不够真实，虽然他的音容笑貌还是活生生地跳跃在眼前，却已经不像当时那么有把握，而有雾里观花的感觉了。
科林对当红的欧美影星一概不知。他最喜欢的电影还是多年前在英国看过的一部莎翁原创的《无事生非》。
他们：
照片冲出来，才好像第一次仔细端详他们的脸容。奥韦托随和友好，似乎万事心中不起波澜。他那时已经快三十六岁，有妻有子。对他来说，观鸟是爱好，也是工作。但是，什么都比不上增加收入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更重要。后来他告诉我，他在用业余时间苦读法律学位，希望再找个好一点的饭碗，因为肯尼亚博物馆（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工资太低。恩杰洛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三岁，自尊心很强，倔犟和聪明都一望而知地写在脸上。他与科林是铁哥儿们，刻意与我保持距离，但又会主动帮助我收拾帐蓬。科林的长相却很难形容。他的脸相有时显得有三十多岁，有时又像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全看角度和神情而定。他有一张平淡的脸，但因为内心的和谐而显得纯朴与聪明。对了，就是这种纯朴的神情，特别令人难忘。
我写白皮肤的科林写得多，写黑皮肤的奥韦托和恩杰洛写得少，潜意识中有种族歧视吗？我再三问自己，答案还是否否否。我和他们三人，尤其奥韦托与科林都有很多交谈，可能与奥韦托谈得更多更深一些。生活在肯尼亚的奥韦托与恩杰洛，与生活在中国时的我应当说是属于同一背景同一阶层：来自外省的首都居民，在本土接受大学教育，在本土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薪金不足以买房买车，但足可达到本土中低阶层生活水准，并且因此滋生出种种欲望。而且由于怀抱着“铁饭碗”，没有被炒鱿鱼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选择了我们。在这种选择中，生存的考虑如果不说占上风的话，起码也能与个人爱好打个平手。这种背景是跨国界跨大陆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具备的背景。它使我从一开始就对奥韦托和恩杰洛生出一种熟悉感，而对科林，却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我常有这样的体验：初识某人时，他／她不见得富有，不见得美貌；然而意气风发，神致灵动，笑意盈盈。你不由自主地便起了倾慕之意，想感染到他／她的沛然生气，想探知他／她幸福快乐的诀窍，不由自主地想印证这样一个童话：绝对快乐无忧的人是有的。
于是，你渐渐地走“近”了他／她，走“进”了他／她。然后呢？无一例外地，你发现了他／她的痛苦和忧愁。快乐不是假的，但是不等于注入了对忧愁、痛苦、失意、空虚、落寞、无法满足的欲望……种种纷烦的免疫针。
从没有这样走近过科林，但有时候也很起疑心，他当真爱鸟爱到泯灭七情六欲，心甘情愿在荒凉偏僻，连电话都打不通的地方生活一辈子吗？当真不会有观鸟观烦的时候吗？
归去来：
科林说，只要经常看天的人，自然会喜欢鸟。天底下，每一种鸟的叫声和飞行姿势都各不相同，看久了，自然能够一眼辨认出来。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同一片天空，而看见的事物却如此不同，过去我甚至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返回内罗毕的路上，行经非洲大裂谷时，我们看见了辉煌壮丽的彩虹，从浑圆的地平线直入深沉如海的天空。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徐剑梅，记者，现居伦敦，曾发表散文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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