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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双年展的梦想与冲突
作者：朱 其 米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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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2日，第五十届威尼斯国际双年展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中拉开了序幕。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梦想和冲突”，由旅居美国的意大利学者和批评家弗朗西斯科·博纳米担任总策展人。另外，凯瑟琳·大卫等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担任十个单元主题展区的分策展人，其中包括旅居法国的中国裔策展人侯翰如策划的“紧急地带”部分。两年一度的威尼斯双年展今年有什么特点和新意呢，一向以标榜最及时反映国际艺术的前卫状况的威尼斯双年展，这次盛宴提供了什么新味道呢？
对“伟大展示”和“伟大策展人”的解构
总策展人博纳米1955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987年开始生活在美国，目前是芝加哥美术馆的资深策展人。五十岁不到的博纳米比起他的前辈，前两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哈拉德·塞曼，可谓是后起之秀。每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都试图在展览主题、艺术家选择和展览方式上进行标新立异，使自己的这一生仅有的一次伟大策划名垂艺术史。比如1993年的策展人奥利瓦打全球拼图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牌，并第一次引进了中国艺术家参展；1998年的策展人塞曼打中国牌，首次让中国艺术家参展人数超过美国，成为参展国籍人数之最，并把大奖给了蔡国强。只不过因为中国艺术的水准还没像美国六、七十年代那样人才辈出，效果不太理想。
从总体看，这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出挑的或者引起新闻关注效应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几乎很少，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突破，很多作品都在形态上似曾相识。但是在策展思路上，博纳米的确下了一番苦功，回顾了1895年以来一百多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价值，以代表上一世纪策展人模式的前辈哈拉德·塞曼为靶子，作为观念变革的突破口。
博纳米把塞曼的策展模式概括为“伟大的展示”和“伟大的策展人”。博纳米在充满人文情怀的洋洋洒洒的主题论文《我有一个梦》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伟大展示’（Grand Show）——例如双年展和文献展——演变于策展人和作者的单一视野。在它结束之时，我这一代被迫接受一个新的展览结构，以及一个可能质疑‘伟大展示’的身份和未来的策展实践。”
“最近十年的‘伟大的展示’借用了‘宏大’（Bigness）的建筑概念——挑战一种单体建筑物的概念——演变成一种包容多重功能的外壳。结果是，当代艺术展已经扩张超出了观众的经验能力，模拟（morphing）成一种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事物。”
博纳米认为，上一届双年展的主题“‘人类的高原’（The Plateau of Humanity）的观念被塞曼呈现，反映了一种世界演变成一种奇观的现实。在那个语境中，观众失去了他或她的个人性，成为一种称作‘受众’（ Audience）的无组织实体的碎片。观众的凝视成为被动的中介媒介，甚至比这更惨。”
“‘伟大的展示’来自一个眼睛被诱骗入一个（图像）跳动世界的时代——一条通过难以计数的可能性进行艺术创作的表面途径——通向一个眼睛被诱骗入一扫而过的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更多讲究方法很少历史途径的文化生产的时代的同时，它是缺乏想象的，并且不是关于数量和质量，而是关于延伸。我们变得更被动，正如我们积极地凝视屈从于电视屏幕和计算机显示器。因为我们已经变得惯于生活于在一个图像的宇宙，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世界观。进入一个展览，我们积极地搜寻隐喻，在电视或者计算机前，我们被动地接受资讯和信息。”
博纳米断定，塞曼在上次展览中展示的德国艺术大师博伊斯的玄武石作品《二十一世纪的终结》实际上是结束了塞曼作为“伟大策展人”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由塞曼自己在六十年代后期的展览《当态度变为形式》所开创。
在开幕式的主展厅《延迟和革命》（Delay and Revolution）部分，大厅迎面就是美国艺术家大卫·哈默斯的作品《祈求平安》，作品是两个相对跪膝合十的泰国佛像。博纳米以此象征自己作为新一代“伟大展示”的开放姿态。博纳米在主题文章中解释了自己精心安排的用意。他说，虽然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我们都处在我们自身经验和想象的束缚中。我们都在努力，就像在大卫·哈默斯的作品中，达到在我们内在精神和乌托邦的日常生活的平安之间的创造性的张力。我们都需要做梦，并渴望我们的梦成为现实”。
博纳米认为二十世纪的“伟大策展人”（主要指西方策展人）的地位反映一种面向展览的基督教态度，但今天的策展人即使要尝试世界的道德和文化征服，他的态度必定会更异教徒一些。因为今天的展览“就像希腊悲剧，必定会涉足于彼此错位的因素的冲撞”。就此，博纳米引出了他的梦想和冲突的思想。
在一个陷入于永无止境的商业和梦碎般让人沮丧的世界，艺术以及制造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展览的意义是什么？博纳米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经典之言“我有一个梦”作为自己文章的标题。博纳米认为，他的目的是制造一个包含冲突之疯狂的梦。他认为9·11之后的世界充满着冲突，艺术比起政治和经济部门的权力微不足道，他只拥有制造象征的权力，艺术家在一个充满冲突、矛盾和多重性的世界，只能以个人性的方式继续进行梦想。但关于这个梦到底如何，博纳米显然自己也有点说不清楚。
这届双年展试图提供给观众的是什么？博纳米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展示”必定允许多重性、多样性和矛盾去存在于一个展览的结构内部。它必定反映当代现实、视觉和情感的复杂性。通过鼓励世界观的多重性，我们能够减少经过事先包装的欺骗性的霸权观的影响。双年展提供给观众的眼睛和想象一个全球化冲突被一种新现代性的浪漫之梦所相遇的世界。
因此，博纳米认为这届双年展是一种复合的展览，而不是一种包含许多复杂性的单一展览。在明确了对二十一世纪“伟大展示”的展览的理论定义之后，博纳米做出了一个威尼斯双年展史无前例的惊人之举，邀请其他十个策展人共同主持，从而结束一个“伟大策展人”独断一切，从主题到选艺术家一路包到底的模式。应该说，博纳米还是一个非常有学养和气度的人，他为十个策展人划拨了相同的展厅空间和使用经费，将大权下放（他自己也参与几个部分），在各策展人在决定单元主题和艺术家人选充分自主前提下，使得整个双年展体现出主题和风格真正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艺术实践和理想的冲突
博纳米的这届双年展一共分为《延迟和革命》、《区域》、《地下化》、《断层》、《个人系统》、《紧急地带》、《生存结构》、《当代阿拉伯的再现》、《日常变异》和《乌托邦站台》十个部分。分别由卡洛斯·巴萨尔多（Carlos Basualdo）、丹尼尔·伯曼（Daniel Birnbaum）、凯瑟琳·大卫（Catherine David）、马斯米莱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侯翰如、莫里·纳斯比（Molly Nesbit）、汉斯·乌里克·奥伯里斯（Hans Ulrich Obrist）、加伯里尔·奥左克（Gabriel Orozco）、吉莲娜·塔瓦多斯（Gilane Tawardros）、里克里特·铁瓦尼嘉（Rirkrit Tiravanija）以及伊格·扎伯尔（Igor Zabel）和博纳米数十个策展人分头策展。
这些来自世界各大洲的目前活跃在国际艺术界的优秀策展人理论和实践素养都不错，从这次他们的主题论文看，基本上体现出一种新的理论和策展思想趋势。比如，近十年文化理论界比较知名的一些思想大家和思想理论，像德勒兹、胡塞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以及像全球化、凝视、精神分析、现代性等理论，都已经被应用到前卫艺术的视觉批评中。这次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群体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很多策展人在各单元主题论文中都是在大谈全球化、9·11、资本主义、社会乌托邦等人文化话题，很少谈及艺术本身基本的问题。重广义的文化和社会未来问题，轻纯艺术问题，似乎是这次双年展的理论特色。因此，他们的策展活动更多地强调对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技术统治和政治文化霸权的自由主义态度，即强调艺术的个人性和自主性、关注社会的边缘结构、鼓励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等文化个体建立松散的非体制的文化空间，以及对后革命和乌托邦的深层反思。这些思想也直接体现在每组策展人各自选择的艺术作品、现场布置风格和理论解释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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