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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语言脱去灰制服
作者：索 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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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游击队”统统冠以“匪”称、人人喊打的二十世纪末，一支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游击队闯入了墨西哥舞台，至今方兴未艾。他们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支蒙面游击队执意使用着新型的语言，使世人对近年来备遭雨雪风霜的左翼思想刮目相看，给底层民众的抗争和虚脱的现代民主从两翼输送去新鲜血液。
“冷战”结束之后，拉丁美洲固有的矛盾突出、激化，比如墨西哥印第安农民的贫困边缘地位。墨西哥加入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后，本国农业受到冲击，更加剧了这些问题。印第安人游击队应运而生。
聪明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采用了幽默的、文学式的语言来“打动”人而不是“说服”人，使几近寿终正寝的左翼语言脱去了灰色制服。比如，他们称印第安人是“身陷奴役的王子，他们曾经名列前茅，而如今排在队尾……他们被剥夺了土地，他们被禁止发言，甚至被禁止回忆”；他们是“贫穷之中的穷人中的穷人”，是带着“泥土色彩的”、“来自遥远的时间、来自大地深层的人”，“是叛逆的，也是高贵的”。
这样一支农民游击队的背后，一定有知识分子的影子，其代表就是“副总司令”马克斯（Subcomandante Marcos）。马克斯出身于教授家庭，父母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副总司令”的称谓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表达：根本不存在一个“总司令”的位置，这个空缺的位置永远留给文明的主角——印第安人。
游击队有自己的网页。网页上，严肃的政治内容与文学的幽默、浓厚的人情味相得益彰。比如，网页上有一封马克斯“自墨西哥东南部山区”写给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信件，在信中，他告诉加莱亚诺，他读了一本一个印第安女游击队员弄来的加莱亚诺的书，马克斯写道：
“书是人所能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我的背包里总带着一个蜡烛头，我就在这烛光下读完了您的书……于是，我躺了下来，一边思考，一边抽着我的烟斗。那是个清晨，我头枕着步枪（事实上，那不是一支步枪，是一支卡宾枪，直到1994年1月，它还属于一个警察，过去，它被用来杀害印第安人，现在它被用来使印第安人不被杀害），没有脱去靴子，手枪近在咫尺，我想着，抽着。外面，在烟云和思绪的四周，五月欺骗着自己，伪装已经是六月，大雨磅礴，雷电交加，迫使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蟋蟀停止了鸣叫。”。
一个“知识分子型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就这样通过网络传达给了大众。
马克斯在信中给加莱亚诺讲了一个“老安东尼奥”（印第安农民传说中的人物）教给他的道理：一个人所选择的敌人越厉害，他自己就越厉害；一个人害怕的东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
“墨西哥政府害怕墨西哥人民，所以，它拥有那么多的军队和警察。政府非常渺小。我们害怕的是被人遗忘，我们以痛苦和鲜血为代价来缩小这种害怕，所以我们是强大的……请您在您的作品里讲述这个道理，您就说这是‘老安东尼奥’告诉您的。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自己的‘老安东尼奥’。如果您没遇到过，这次我可以把我的借给您。请您在书里写上，墨西哥东南部的印第安人通过缩小自己的胆怯使自己高大起来，他们选择了巨大的敌人来迫使自己成长壮大。”
马克斯的信以雨景开始，也以雨境结尾：“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相信您会以更美好的方式来讲述它。请您选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您会看到故事就这样诞生……”
马克斯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斗争和口号不仅赢得了本国知名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门楚、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法国政治家德布雷等国际著名人士的支持，也以哀兵致胜的方式赢得了相当多一般国民的同情，至今是与政府对等的谈判对象。2001年2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下的印第安农民从遥远的恰帕斯州步行来到首都墨西哥城大广场，进行和平抗议游行。风尘仆仆的农民队伍受到成千上万市民的热烈欢迎。出身于墨西哥名门贵族，并因其婚姻继承了波兰公主头衔的著名女作家埃莱娜·波尼亚托斯卡写下了感情激越的散文《印第安人游行万岁》，文中写道：
“萨帕塔游击队的事业带有一点疯狂性，少许的疯狂加上巨大的英勇；他们的疯狂就像是二次大战中骑马冲向纳粹坦克的波兰人。
萨帕塔游击队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机构。他们不是来签署和平的，而是来进行对话的，他们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并听取别人的声音，来争取别人的尊重并尊重别人。他们用自己的美丽的行动教育我们，决策应该来自底层，他们使我们颠倒了民主的观念。
也许，由于他们的出现，墨西哥能够摆脱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命运。如果萨帕塔游击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得到承认，我们的国家或许能够经历一场彻底的改革。
谁会想到，造成变革的一定是那些最渺小的人（马科斯就这样称呼印第安人）？谁会想到，自从1994年1月1日那场战争的呼声开始，墨西哥发现所谓的印第安文化不仅仅是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的二层楼展厅或工艺品商店，不仅仅是对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历史的回忆，而是我们理解自己的关键？看来我们比印第安人更年老，因而失去了反叛的能力，我们没能理解文化是一种活着的、不死的东西，它潜伏在地下，等着某天的一声呼喊或一支高举的枪杆解放我们的理解力。只有本质是看不见的。在墨西哥，感谢印第安人和他们的代言人，感谢我们多少个世纪来强加给他们的野蛮压迫，我们终于从他们带着面具的面孔后面看到了什么是本质。”
在2001年12月19日爆发的阿根廷民众起义中，我们又看到了一种生动的“行为语言”。阿根廷人民富有斗争传统。在1980年代反对军人独裁背景下诞生的“五月广场母亲”运动是近年来阿根廷民众抵抗运动的代表。她们的主体是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牺牲、“失踪”和被迫害的进步青年的母亲，她们曾在“五月广场”上，挥舞着白手绢，以和平示威的方式要求军政府下台，严惩违反人权的凶手。母亲们还在广场上创办了自己的民间大学，经常举办各种演讲、辩论。白色的手绢舞动了二十多年，从国内飘到国外，如今，在阿根廷各种抗议性群众队伍的最前边，在巴西阿莱格雷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会场上，甚至在冲突的中东地区，都能见到母亲们的白手绢。纯洁的、和平的、女性的白手绢已经成了今天民众运动的旗帜。
1990年代以来，阿根廷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亦步亦趋，使国民经济滑入崩溃的边缘，贫富两极急剧分化，人民日益贫困。严峻的经济、社会局势终于导致了2001年12月19日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现任总统被迫辞职，几个临时总统接二连三下台（近年来，民众自发抗议运动已先后迫使厄瓜多尔、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等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下台）。这场起义是阿根廷民众情绪的总爆发，是拉丁美洲民众以及第三世界人民对当前国际局势抗议心理、悲愤情绪的总爆发。起义的突发性、规模和特征引发了雪片似的文章。网上文章《向伟大的阿根廷人民致敬》写道：一个新的人民运动时代开始了。这是人民的胜利，是那个世代存在的人民、那个在各个时代坚持斗争的人民的胜利。就像拉丁美洲人所说的那样，每一代被埋没、被压迫的人民都会谱写自己的、反抗统治权势的史诗，这一点几乎被每一代阿根廷人的历史所证明。文章还引述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句来表达这一思想：
“一个漫长的早晨，
在马德里
第五纵队的路口，
我见到了玻利瓦尔。于是我问他：
你是父亲？你不是父亲？你是谁？
他遥望着山上的营地，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