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思想检查材料（１９６９）
作者：李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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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回到汉阳泗湾街家里，借债买了一部做贝扣毛批机(约二十几元法币)，学做贝扣，脚手不停，日夜干，也维持不了生活。
一九三七年春，汉阳钢厂拆迁机器，自认为好机会不能错过，拆完了到重庆去安装，工作有着落，又谁知是春梦一个，我的理想失望了，轧机股长是广东人，大头老是江苏人，帮派有两大伙，到重庆去的名单，他们早已安排好了，机器拆完以后，少数本地人被解雇，我们气愤不过，向他们抗议，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是雇用临时工，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雇，这个封建帮派真可恶。
不幸的遗恨
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武汉的局势日渐紧张，敌机日夜轰炸，人心惶惶不安，有钱有势的人，到大后方——重庆去了，一部分有钱的人，住进了安全区——法租界，有家乡的人，回到了他们的老家，剩下无钱无乡的人，呆在武汉，无处谋生，日食艰难，在死亡线上挣扎。
当时我住在汉阳泗湾街令冰池附近，贝扣无人要，已失业很久了，靠两个妹妹糊鞋衬维持生活，由于我们住的地方，离汉阳兵工厂只有一山之隔，经常遭受敌机轰炸，已不能安身了，舅父将我母子四人接到他家暂住，他家共有八口人，再加上我们四人，靠表哥二十几元工资，和表弟做临时工洗油桶，在生活上是难以维持的，母亲只得将大妹送往婆家做养媳，我只有无目的地到处找事干，汉口利济路发电厂锅炉拆迁后方，做扎(杂)工运砖，干了几天就完了，又到旧日租界工程队做扎(杂)工，用大鱼（渔）网和竹筒麻绳，做成水上浮网，封锁长江狭窄的地方——马挡，阻拦鬼子的军舰进武汉，干几天又完了，找不到活干，徘徊在大路上、长江边前思后想，想我出生以来的命运，想我当时的困境，想到有钱的人多舒服，到后方去把身安，我这个没有乡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过难关。
当时武汉抗日的气氛，从表面上看是浓厚，口号是全民武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要参加抗日的行列，我的表弟喜好练武术，参加了群众组织“国术教导大队”，在一个中队里担任了中队副的职务(名叫艾立富，一九三九年死在黄陂东乡)，在业余时间练武术，又参加军事训练，通过这个组织他又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慰劳队，到前线去慰劳，约出去一个月以后(已过了中秋节)，他寄回了一封信，说他已在黄陂北乡蔡店山里参加了游击队，在司令部里干司务长的职务，这时我的表哥乘此机会，催促我离开武汉，可是我不忍离开我的母妹，表哥对我说“青年人不走很危险，被鬼子杀了不划算，我们活得出来，你母也活得出来”，舅父见我为难附和表哥说“我同你一道到那里去一趟，对路干下去，不对路就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确定离开武汉。
由于我有点文化，在动身前作了意图打算，当一个小小的文书是干得了的，如当兵就不干。在离开武汉的当天，火车汽车都不通了，步行三十里路到聂口，坐民船到黄陂县城西门起岸，步行到横山天就黑了，在一个卖肉家里住一夜，次日坐独轮车到长轩岭，又步行四五十里山路，近黑到达北乡蔡店，第三天又步行二三十里路，才到达表弟那里，他们住在一个小山头上，袁家庙里(司令部的所在地)，墙上贴了一张布告，番号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豫苏边区第八游击支队”(后又改为豫鄂皖赣边区)司令官是李少白，没有见过这个人，只看见过参谋袁杰(又名叫汤袁杰，是黄陂东乡人，解放初期听姓柏的邻居说，看见他在汉阳鹦鹉洲革命大学干什么职务，姓柏的又告知我说“袁杰原来是汉阳西门外青莲寺的一个小和尚”)，我见了表弟后，把意图向他谈了，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职务干，只有当兵”，我的意图失望了，玩了两三天同舅父回家，走到横山的时候，眼看黄陂县城烟雾漫天，从城里跑出来的人，成群结队的向公路走来，一个农民向我们说“日本人已进县城了，快要到聂口了”，我和舅父听了这话以后，呆站在路边不知如何是好，前进不能，后退天已黑，一个推车的农民留(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夜，次日早又回头往表弟那里跑，这时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了，山里各要道口布设了岗哨，三五成群的败兵，愿干的收编了，不愿干的缴枪放走，几天的功夫，成立了三个独立营，和一个混成旅，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每个独立营只有四五十个人，当官的却不少。
这时独一营营长丁焱(也是黄陂东乡人)和我谈话说，“你来了好几天，没有看见你多讲话，太老实了，青年人应活跃些，写字打算盘会不会?如会把军需给你干。”我就答应了一个会字，就这样当上了军需的职务。几天以后改换住（驻）地，独一营住在维家田高山上真君寺庙里，司令部住在山洼里富户家，有一天突然山脚下响起了机枪声，听说是鬼子袭击来了，当时山上作了警戒没有还枪，几分钟后就没有枪声了，据司令的人讲，在马家楼子与鬼子打了一个小接触，鬼子不敢深入，自动退了。
约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一天独立营以上的头头们，都到孝感边区三台寺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回来不作任何交待，就改编为“中国人民自卫军”，司令为金龙彰(据在伪一百团当副官的金质清说，是他的同乡金牛人)，独一营改编为独十五旅三十团，旅长名叫赵光荣，讲话是汉口的口音，从此司令部迁往孝感去了，独十五旅住在三台寺，三十团在原地未动。
这时已进入冬天了，由于我没有棉衣穿，又住在一个高山上，已冻得我发起烧来了，用骄(轿)子把我送到山脚下姓张的农民家里，请中医治疗。在一个深夜里三十团开走了，第二天农民告诉才知道，以后得知有一个尹昌彦师要三十团属于他，才偷偷的开跑的，近一个月我的病才好，正在打听三十团的去向，巧逢田明请军需接他的家属，才得知三十团已在黄陂西乡，才同他一道去归队。
相距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又变了，独十五旅三十团，又改编为二十五师五十旅，这个空架子又拉大了，赵头头变为师长，丁头头变为旅长，所有的官都变大了，五十旅由原来不满一百人，增加到一百几十个人，所有增加的这些人，都是丁头头的亲族关系，（都）当上了官，丁的叔伯弟弟丁惠斌当上了少校军需主任，这时我定为上尉军需，由于我病后精神没有复原，加上有些思想情绪，自认为先走的比不上后爬的，主任不给我的任务，我只有啥事不管，丁头头知道了与我谈了一次话，作了具体分工，丁管钱，我负责记账。到了一九三九年春节以后，丁惠斌调当连长，又由丁头头的族嫂的弟弟王超然接任，王上任后啥具体工作也不干，到师部领伙食费的任务也推给我干，当队伍出去活动时，他就跟着出去了，我是没有出去过的，总是留守在家里。到了穿单衣的时候，王又调任参谋，最后才由我接主任职。
这个伪军自从成立以来是没有薪金的，每人每天只有两角钱七合米的伙食费，官兵不分，有家属的同样领经济来源，我刚参加时领的钱是十元一张的新法币，两三个月以后司令部召集殷实富户开会，以募捐的方式筹粮筹钱，这笔钱用完了以后，就由师部经理处设置了税收机构为经济来源，有时表现得很困难，我们不到四十元的伙食费，每天要跑几次，甚至等到夜晚才领到手，我曾对自己叹息过，生就的是一个作急人，干的是作急事。
自从改编中国人民自卫军以后，就没有见到鬼子进山了，据说金总头头与鬼子有妥协勾结，由于我们没有只（直）接和总部打交道，又有两县之隔，具体情况不了解，我只能看我们下面的表现，还是有抗日的情绪的，如出操时都要唱几个救亡歌，如现在的国歌，还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还有中华男儿血应该洒在边疆上，雪我国耻在沈阳的歌，还有大路歌等。
在改编自卫军的这个时期内，二十五师和五十旅、五十一旅、罗团，一直在黄陂西乡鬼混，搞了两次内部造蛋，五十旅所属九十九团，把队伍拖跑到东乡去了(团长汤辰东乡人)，五十一旅准备开跑，师部命令五十旅和罗团围缴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坐井观天，得不到一点革命的影响，糊糊涂涂的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