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全球化与性别认同

作者：赵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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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向强奸范本挑战的一种方法是减小犯罪者的力量，那么另一种方法就是来重新刻画强奸对受害者的影响。马库斯指出：“强奸范本力图将女性放在客体的位置；强奸的性能虚拟同样把女性性能特征视为一种可限制的事物。盗窃虚拟使得强奸反映了一种简化的阉割形式：单性器官认同自我，该器官被想象为一个可以拿走或去掉的物体，而且这样一种损失使自我消解了。这些阉割和盗窃虚拟把强奸象征着一种对女性不可挽回的占有”，所以把强奸表示成“偷盗”、“夺取”或“死亡”等，就暗示着把它看作了一种对女性长久的甚至是最终的伤害。而在把全球化描述为资本主义“夺取”非资本主义场所的范本里，跨国公司招聘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进入它的全球工厂，把他们安置到高度剥削的生产厂家工作，这些工厂常常位于出口加工区，在那里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与地方经济相隔绝，于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生产性经济的干预不仅侵犯了“当地”的经济，剥夺了地方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使之变成将来也不可能生产的不毛之地，在这种意义上，它和强奸一样也是长久的甚至最终的伤害，是一种死亡。然而这种表述是惟一合法可用的吗？难道我们不能以稍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活动吗？格雷汉姆这样问道。
　　有效的类比依然来自马库斯对于强奸范本的修改。马库斯认为所有关于强奸对女性造成永久性伤害的主张，都是想当然地把女性的身体和性别特征概括为内部空间，而把强奸概括为对这一内部空间的侵入，也自然把反强奸的政治概括为避免外部任何事物同这种内部空间接触的保护手段，这样一来，女性就永远处在一个被动的防御地位，所以她的建议是：“我们吸取下列自相矛盾的悖论——强奸是死亡，而在强奸中避免死亡的惟一方法就是接受强奸”，但前提是“不把强奸看作对女性内部空间的侵犯，而应看作以暴力把女性创造成一个被侵犯的内部空间”。女性之所以恐惧强奸不是因为强奸从女性身体里偷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强奸把女性变成了可供索取的东西，正确的选择是，不把女性受害者的身份当作“真理”来接受，而把女性身体当作具有自主性的东西，它不但是被侵入的对象，而且还是主动吸收的主体，它不但受到侵入行为的影响，而反过来也影响侵入的行为，也就是，女性身体不再仅仅被表达成需要渗透和安慰的空旷黑暗的世界。这正如在女权理论里，男性的精液也不仅仅具有授精、孕育、生产生命体的属性和能力，它反过来也会因为自身不可控制的喷射而损坏男性身体坚硬实在的特征，所以接受强奸或许正是瓦解强奸的必然策略。既如此，格雷汉姆说，我们也可以把全球化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强奸事件理解为授孕，而并非导致当地经济能力的破坏和死亡。事实上，电子工业这个为人熟知的全球工厂的实例也表明：尽管其芯片装配的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常被描述成压抑的、野蛮的，但这种外来跨国公司对亚洲的渗透已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尽管人们怀着跨国公司的渗透可能促成了更多强奸者的繁殖，而当地资本家也急切地制定他们自己的邪恶范本，但跨国公司的渗透也已经产生了非资本主义的因素。不但如此，可以类比为资本主义精液的金融资本在全球化的入侵和渗透行为中，它的周期性地冲破边界，无法控制地喷射和不定向地流淌，其中就包含了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也构成了全球化范本矛盾的一面。
　　总之，就像马库斯解读强奸一样，格雷汉姆对全球化的解读充满着反叛的激情。马库斯的出发点在于解构强奸语言中的男性霸权，这种霸权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行动上决定了女性被动的性别认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格雷汉姆领略到了全球化的威力，她于是在一系列的类比中，发现了充溢着资本主义霸权的全球化范本，这个范本也是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行动上决定了人们——尤其是来自非资本主义区域的人们——对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在全球逐步取得胜利的被动认同。所有对霸权表述之潜规则的发现都是对这种霸权表述的改写，而接下来格雷汉姆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优越性的存在条件，既在语言也在行动的层面上揭示了全球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它的全球扩张却面对着地方化的威胁，所谓单方面的渗透只能是一个神话。而像她这样指出资本主义及其全球代理跨国公司的绝对权力具有着和强奸话语一样的神话性，这或许有助于避免把全球化描述成资本主义的单方面渗透所带来的更大伤害。
　　
　　赵牧，在读硕士生，现居广州。曾发表小说、散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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