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良知先于理论

作者：石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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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知先于理论”这个标题是从张汝伦先生那儿借来的。他那篇文章原先发表于《读书》2002年第10期，后收入他于2003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良知与理论》。
　　 按张汝伦先生文中隐晦的表达，“良知先于理论”的意思大概是，如果将良知和理论当成两种相互联系的价值，那么，良知无疑具有优先性，因为“如果良知泯灭的话，那么理论的拙劣便会暴露无遗”。没有良知或凌驾于良知之上的理论是虚伪的，“在这里，没有逻辑，只有利益，而理论不过是利益的工具”。
　　1998年，在全世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既不是欧美新老左派，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激进分子，更不是共产党员，相反，倒是“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美国哲学家罗蒂出人意外地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失败的预言，光荣的希望》的纪念文章，向马克思的预言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张汝伦先生由此评论：“罗蒂在讲《新约》和《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心中洋溢的，一定是……人类平等的伟大理想。在嘲笑理想和热情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失败的预言，光荣的希望》不是一篇理论文章，而是一个人良知的表白。”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同理，理论是苍白的，良知更有永恒的魅力。当萨特这个干瘦的老头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走上巴黎街头散发传单，与学生一起抗议社会的压迫与黑暗时；当古稀之年的罗素主持“审判”越战战争罪犯的“罗素法庭”，为和平与人道主义苦苦呼吁时；当弗洛姆这个理性、平和的老头参与人道主义组织“大赦国际”，用相当多的时间为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呼吁时，我们感到，他们的这些行为，比《存在与虚无》、《人类的知识》、《健全的社会》这些浓缩了他们思想的名著，无疑更有魅力得多，更能让我们触摸到良知、公正和希望。如果诗人海涅所指的这些平时沉默寡言的哲人的力量不仅包括他们的思想，还包括他们的人格，那么，他们的良知，便是一种“雷霆万钧的力量”。
　　如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在绝对正确的自由和绝对正确的民主之上，有着更加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那么，良知，便不是用工具性质的理论，而是用人的自然天性把握和关怀人本身。按人感知、认识能力的历史发展规律，这种把握和关怀便是对人通过直觉、通过感情、通过心灵与心灵的直接沟通，而不是通过被物化的、具有人造出来的逻辑结构特征的理性能力，力求与世界达至和谐统一的捍卫。在此，被理性压抑、只有通过外物的中介才能感知、认识、规范人的心灵与社会秩序的人类桎梏被彻底砸碎。这是一种返回人存在的本真状态的努力，更是对物化的人类命运的抗议。理论作为已经物化的逻辑体系，它并不能直接切入人的生命本体，因此，不管它是否自称或被称为错误或真理，它都必须遭受质疑。良知与人的价值本体同质同构，而理论则必须通过良知的指令、体系的真诚、实践的检验来获得证明。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良知先于理论。
　　然而，“良知先于理论”在说明良知对于理论的优先性时，同时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先有良知，后有理论。有了对“悲惨世界”的目睹、感受和体验；有了对穷人、弱者的同情；有了对压迫、奴役、剥削的愤慨；有了对平等、正义的追求；有了对黑暗和罪恶的反抗冲动，总之，有了良知，才产生了要揭露、鞭挞、改造、推翻这个黑暗世界的想法，也才产生了思想。当这种思想被系统化地表达出来，并进行论证和提供支持依据时，才有了理论。而这样的理论，是良知的一种升华，本质上是批判性的，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从1923年2月3日开始，八十年过去了，位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仍然存在，似乎在诉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虽然作为一个学派严格来讲法兰克福学派已经解体，但是，它的第三代、第四代传人仍然在继承、发展先辈的批判理论。从当年论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到现在已差不多转变到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当他在研究所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曾经的办公室里徘徊时，当他遥想远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弗洛姆是曾经怎样的在那片自由的国度里不停地批判和呐喊时，心中一定感慨万千，涌起无限的思绪。这些已经作古的伟大思想家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不仅是伟大的犹太民族的骄傲，更是德国这个以其哲学而傲立于世的国家的荣誉。而这些批判思想家们所缔造的批判理论，再清晰不过地显示出从良知到理论的轨迹。
　　1916年7月11日，楚芬哈森莫里茨·霍克海默人造棉工厂的小老板马克斯·霍克海默在给救济局的一张证明上写道：“……卡塔琳娜·克雷默尔曾于7月7日至10日在我厂工作过，现因病无法继续工作。”
　　卡塔琳娜·克雷默尔是霍克海默父亲工厂里的一位女工。就在给卡塔琳娜·克雷默尔写证明的同一天，霍克海默给正在疗养的表兄弟汉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这是这样描述卡塔琳娜·克雷默尔的：她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在受尽家庭和社会的侮辱中成长，体味着这非人间的残酷和荒谬。后来，她不体面地怀孕了，并被卖给了一个酒鬼。苦难如影随行。这个酒鬼丈夫被派去打仗，一去不回。她们母子三人的生活陷入了危机。她跑去要求救济，而救济局却恶作剧地一天才给她家发一马克。没有一个官僚机构理她。官僚们，甚至一般的职员都在放肆地羞辱她。吃了十多天的土豆后，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她终于在霍克海默父亲的工厂里找到工作，发薪时，她可怜的、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终于可以喝上一点牛奶了，但马上病又把她整垮了。她和她的孩子只能永远以土豆为生了。
　　这就是在一个由“利润和贫困、饥饿和优裕、无辜的痛苦和偶然的幸福”所支配的世界里穷人、弱者的悲惨遭遇。霍克海默愤怒地对自己及其同类控诉道：“我们是食人者，我们在抱怨被宰割者的肉弄得我们肚子疼。你享有安宁和财产，而他在遭扼杀，在流血，在痛苦地挣扎，内心还要忍受着像卡塔林娜·克雷默尔那样的厄运。你睡的床，你穿的衣，是我们用我们的金钱这种专制统治的鞭子强迫那些饥饿的人为我们制造的。而你并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在制造你那燕尾服的料子时倒在了机器旁，有多少人被有毒的煤气熏死，这样你父亲才能赚到钱，付你疗养费。而你却为不能读2页以上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而牢骚满腹。我们是群怪物，我们吃的苦太少了。一个屠夫在屠宰场会为自己的白围裙沾上了血迹而感到心烦，这实在太可笑了。”（参看《霍克海默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第1版）
　　如果我们要寻找批判理论的秘密和源头，那么，我们用不着去马克思、韦伯、黑格尔、叔本华、狄尔泰、席勒、弗洛伊德等人那儿苦苦搜寻，我们可以先不去管这些犹太思想家的思想和古老的犹太教的救世情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先不管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是如何阐述的，我们只要先看一看这封信，就会明白了：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之职发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明确提出了研究方向，并终于在1937年的《社会研究杂志》上在自己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和马尔库塞同期发表的《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一起首次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称之为“批判理论”时，这种理论实际上只是对这封信的一种延伸。没有良知，就没有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并且基本上出生于中产和资产阶级家庭。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还是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波洛克、洛文塔尔、本雅明，等等，都是富人子弟。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以单纯的学者身分出现而远离实际政治的重要思想家中，再没谁比他们批判那个曾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肮脏、黑暗和污浊，曾造成并且仍然将继续加剧的普遍异化的社会更为彻底。这种对本阶级的反叛一开始就与良知同行。他们无论对权力还是资本，都以学者的良知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艰难的阻击。虽然在漫长的批判旅程中他们所渴望改变的图景一再推迟，所构想的图景遥遥无期，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批判理论所开创的，影响到了哲学、文化、政治、经济、道德等领域，使任何研究社会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人都不可能不正视的巨大理论资源已经对他们的努力进行了安慰。这是“学者灵魂的安慰”。
　　
　　石勇，学者，现居贵州。曾发表论文、随笔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