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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作者：朱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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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许多读者，即使完全不关心本文涉及的具体学者，也会感到从我的分析中无法得到一个结论：该如何评价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好还是坏。我想评价其实不是我的追求。我是在以一种同情理解的、同时也是批判的态度在解析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现象。其实几乎每一种分析都同时具有理解和批判的。尽管也许我的文笔还不能准确传达我想传达的（其实根据读者反映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因自己的前见掩盖了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批判。重要的其实是理解，而不是给一个判断。我也不希望我的分析影响了一些读者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或自己的追求。
如果就总的态度来说，我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持理解态度，但是展望未来，我却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将随着社会的知识分工、专业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减少。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韦伯的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分工创造财富，分工才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理论。因此，我本应当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批判，特别是提醒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人文学科发展造成的弊端。但是这只能属于另一篇论文。
但是，也许我的这个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判断的基础——韦伯的理论和分工的理论也许就是有问题的，也许我还没有保持知识分子对任何前提或前人结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
也许，甚或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无法对自己下狠手。
但是，这些都算是对读者的提醒吧。每个人都只能走一段路，剩下的路都得其他人自己走。
注释：
（1）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动力，尽管其中有司法不公的问题，然而最大的动力却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要求新的有效率的司法服务，而先前的司法制度显然不适应这一需要。可参看，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最后一节。
（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3）文章主要集于，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4）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06.16。可参看，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7.27。
（5）在中文中似乎这种反讽还不明显，一旦翻译成英文，liberal arts specialists，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讥刺了。
（6）有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讨论，可参看，郑也夫：《社会品德与经济繁荣》，《读书》1997年第11期；何怀宏：《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读书》1998年第12期；蔡P：《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苏力：《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陈明明：《政治学在中国的命运──从“经济学帝国主义”谈起》，《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7）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8）盛洪就曾提到他当年当工人时一直无法改掉自己工作时爱“走神”的“毛病”。盛洪：《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页273。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毛病。
（9）有关“文革”前期和后期的学习情况，可分别参看，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10期；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三期，辽宁教育出版社。
（10）例如，文学中最典型的是汪晖，但其他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转向，例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广州出版社，1999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虽然还与文学有关，但更多是一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关怀。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也有这样的转向，例如1990年代初他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则是《文学史理论创新和当代文学》。史学界最典型的也许是秦晖，但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他如雷颐、朱学勤（他的最新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民初制宪历程与制度选择》（1912—1923年）。
（1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
（12）张承志：《以笔为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3）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14）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2—61。
（15）可参看，汪丁丁：《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东方》1996年5、7期。
（16）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见，《道德、经济、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又请看，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7）维特根斯坦早年因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其学术名声之后，就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务，到乡间去做小学教师，直到他重新提出了后期的反图像说，才重新回到剑桥任教。他一直回避公共的关注。当然这也许与他是同性恋，当时受到社会歧视有关。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学术经历，可参看任何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或简介。
（18）伽达默尔是很甘于寂寞的。据洪汉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中译者）说，当年洪汉鼎告知伽达默尔自己要翻译《真理与方法》时，伽达默尔并不感兴趣。见，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69。当然，伽达默尔的这一态度与他坚信阐释学原理——不可译性——有关。
（19）关于科斯的学术上坚持己见，可参看波斯纳：《罗纳德·科斯与方法论》，《超越法律》，苏力译，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页486—487。
（20）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为万世开太平》，《北京青年报》1996.1－2；《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第1期，以及《为天地立心》，《读书》2002年第3期等论文。
（21）林毅夫、蔡P、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9年修订版。
（22）《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财经》2000年10月号。
（23）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6期；张宇燕：《来自经济学的关怀》，《读书》1997年1期。相反的观点，请看，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读书》1998年11期。
（24）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读书》1999年第1期；以及《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读书》1999年第10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二），《读书》2000年第3期。
（25）其实，这一点也许是由于历史断裂或者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剧烈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一个错觉。其实，钱钟书早就尖锐地指出，“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见，钱钟书：《论文人》，《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
（26）可参看，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刘根报：《诗人哲学家尼采》，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27）苏力：《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未刊稿。
朱苏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