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水随天去
作者：郭文斌
字体： 【大 中 小】
母亲都进卧室了，又出来，把脸贴到父亲的脸上说，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吗？父亲问怎么说？母亲说傻B一个，然后迅速地逃离父亲。不想父亲丝毫没有恼怒，反而了然于胸地一笑，就像我们班主任平时看着我们恶作剧对我们笑一样。
由此看来，钱对父亲是多么重要。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心里没有钱。
一天晚饭后，母亲给父亲说他们单位分了一个副高指标，让父亲托关系给她们领导说一下。父亲说有什么说的，轮到你就评，轮不到就别评，说什么。母亲说如果评上副高，一年就是将近四千元。父亲说四千元很重要吗？母亲说你是说四千元不重要？父亲说说它重要就重要，不重要就不重要。知道四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吗？是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一次失火，一次被盗。母亲说纯粹是混账逻辑。父亲说你就操心给学生把课上好就行了，别再整天钱呀钱的。老祖先早就说过，平为福。如果平顺，我们的那几个工资足够花了。如果我不嫖风，你不养汉，没有灾，没有病，儿子出息，日子太平，就我们现在的工资，我都觉得花不完了。母亲说嗨，你吹牛真不怕把鼻子吹歪，把牙吹掉，把嘴吹豁。就你那几个瘦钱儿，还敢说够花了。如果不是碰上本大娘，如果换了别人，你怕连给人家买化妆品的钱都不够，还敢说够花了。父亲说是啊，我也说的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命大啊，好老婆就是钱啊，就是职称啊。好儿子也同样，老人不是说过么，养下儿子比我强，要他银钱做什么，养下儿子不如我，要他银钱又做什么。母亲说就你臭词多。父亲说这可是真理啊。假如你的儿子比你厉害，他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假如你的儿子是个败家子，即便是你存下百万千万，他也会一晚上给你挥霍完。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母亲说如果儿子考上大学呢？如果儿子要出国留学呢？儿子总不能自己先给自己把学费挣好再去上大学吧？父亲说刘飞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任利敏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的父亲又出了多少钱呢？母亲说你的儿子能比上人家刘飞？能比上人家任利敏（刘飞和任利敏是省上的文理科状元，学费被所招的大学免掉，另外当地政府还给他们奖励了几万元）？也不瞧瞧自己。父亲说，那可不一定，我的儿子咋了？今年不是考上初中了吗？不是给你把一万元插班费省下了吗？一万元，不就是一级职称吗？既然今年能给我把一万元省下，谁说他就不会将来给我把几万元省下？父亲说这话时，嗓门特别大，我知道他是要我百分之二百地听见。母亲说那好吧，你就等着儿子给你把几万元省下吧，从今天起，我可是有几个花几个。父亲说对啊，就应该是这样啊，人挣钱就是花的，你也别太抠了，也买些高档衣服，也买些高档化妆品，再不要往脸上涂石膏（父亲一直把母亲的低档化妆品叫石膏）了，再不要为了一分钱和小摊小贩讨价还价了。
父亲这样说母亲，并不是说他就有多少“派”。但我不得不承认，父亲有些特别。
在他工作的那个机关大院里，谁不知道父亲是个土起来能够土得掉渣的土老帽，洋起来能够洋得让人胃里直泛酸的酷仔。有时候，父亲会把祖母从老家带来的棉袄、棉裤、棉鞋穿到单位上去，配以稻草一样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纯粹一个农民；有时候父亲又会西装革履，风衣领带，白脸净面，俨然一个特派员；更多的时候，父亲则是一身深蓝色休闲服，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黄书包。随着这个黄书包的到来，一个平时再枯燥不过的父亲多少有了一些诗意。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这个小城第一个背黄书包上班的人。别人肯定十分羡慕，但在当时当地的商场是无法找到那种黄书包的。因为父亲的那个黄书包是当年他考上大学时一个同学送他的。父亲一直没有舍得用，一直保存着。只是不时在母亲不在家时，把它拿出来看看（这是我的猜测）。一次被我碰到了，父亲很有意思地看了我一眼，一脸的甜蜜，然后用一个现在市面上同样找不到的上面绣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手帕把它重新包好，放进柜子。不知为何，有一天，父亲终于把它拿出来，每天背着它去上班、上街、会友、转书店，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去他兼职的大学上课。想想，一个略带忧郁的诗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有心没肝地在大街上闲庭信步，在校园里款款而行，走进教室，走进会场，黄书包里装着一本杂志，因为书包小，半截杂志就露在外面，人们看不到杂志的全名，只看见露在外面的“人民”二字。想想，那该是多么酷啊。谁能保证父亲的这一佩饰不会让一些感情丰富的女同胞怦然心动？说不定还有不少女孩子因此喜欢上父亲，狂热地给父亲写过情诗呢。真是难说。
那时的父亲是多么好啊。
但是很快那书包就从父亲的肩膀上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了第二个背黄书包的人，有人说可能是父亲不慎丢失了，当然还有许多带有攻击性的说法。对此，我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把一个保存了多少年的可能是一个“信物”的东西拿出来实用？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以上的文字，没有谁不会认为母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承受能力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这些记忆来自我的小学和初中，那时我还不知道主动地帮母亲做一些事，整个家务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说，她还要戴着父亲打制的一个个镣铐跳舞。但事情仅止于此，也还罢了。事实上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母亲之所以没有和父亲分开过，说明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冷血动物”。但是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事情变糟是在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先是辞去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继而拒绝了几家杂志社专栏作家的约请，不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娱乐场合更是避之惟恐不及，一有时间就回老家。在城里的日子，除过应付上班，就是整天呆在家里听音乐。不是贝多芬，也不是舒曼，更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挂金锁》和《月儿高》一类。把传呼送人，把手机送人，家里电话根本不接，有人一打电话，父亲就给我摇手，强烈地示意他不在，包括那些让别人垂涎三尺的当红美女作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给母亲建议把电话停机算了。母亲不同意。但从此我家的电话明显少了起来。一天，母亲回来，气冲冲地冲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就看，才发现电话接头在外面。母亲就质问这是谁干的。我说发那么大火干嘛，不是我就是我父亲，而我显然没有干，那还能有谁。母亲就什么话都不说，嘭地一声关上卧室门，再也不出来。其实这一秘密我早就发现了。父亲常常趁母亲不注意把电话线拔掉。而我则等父亲走开又悄悄地把电话线接上。这次疏忽了。母亲的声音慢慢从卧室里出来，由低到高，从小到大，最后变为声讨。父亲书房里的音乐也随之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母亲气得出来把书房门踢了两脚，然后进厨房做饭。父亲为什么就这么害怕电话呢？
从此，我们家里的怪事就一天天多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床，只见父亲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一看外面，才知是下雪了。真是难得，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这天的雪有一种霸道的温柔，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用一种向下的姿势把整个世界揽进怀里，把人心熨平，把世界熨平。
就在这天，父亲把录音机和磁带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我知道他又要准备送人了。但凡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是这样打进纸箱子里，带回老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比如那些当年他视之为宝贝的书，比如那些收藏。我担心终有一天，他也会把他自己这样打进纸箱送人。我说怎么，又要送人？那就送给本人吧。父亲说全是垃圾你要它做甚。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把音乐老师对几位乐圣的评价搬出来驳斥父亲。父亲说那是你们音乐老师不懂音乐。我说这就奇了，音乐老师不懂音乐，这真是奇了。父亲说不要迷信老师嘛。我说不信老师再信谁？父亲说要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