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现代汉语再认识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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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在一个大语种国家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汉语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杨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上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尔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莎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语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世。前几年台北领导人马英九还主持了一个仪式，说以前我们对钱老先生不大公道，现在应该给他落实政策——大概是这个意思。钱老先生号称国学大师，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欧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欧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