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农村版》为什么折戟沉沙？　

作者：冼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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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国改革》总编辑温铁军在其最近发表的《“农村版祭”的后续文字》中，披露了他本人被排挤离开《中国改革》总编辑一职，随即《中国改革（农村版）》被关闭的内幕。
　　 内幕确实出人意外，无论是温铁军的离职，还是《农村版》的关闭，都不是出于“上级部委或者领导的指示”，而是温的“那些一向秉持‘正确’理念的朋友们认为我过分地关注农民问题，以致于干扰了他们坚持的‘主流’和所谓‘改革大方向’”；温评论说：“《中国改革（农村版）》的悲剧意义就在于：它是被那些多年坚持‘改革’话语权的朋友们出于‘正确理念’关闭的”，用他们的原话说：“不能把我们的《中国改革》交给温铁军这样的左派……”。
　　这些“一向秉持‘正确’理念”、“多年坚持‘改革’话语权”、批评温铁军为“左派”的人，他们自己当然是“右派”。他们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不妨称其为改革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背景，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取向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主义取向的。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怎么会认为“过分地关注农民问题”、要求对改革方向作出调整的温铁军及其主持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干扰了他们坚持的‘主流’和所谓‘改革大方向’”、违背了“‘改革’话语权”的“正确理念”、必欲去之而后能安心呢？
　　 其实，这并不奇怪。从利益角度而言，多年坚持“改革”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是迄今为止的改革进程的受益者，他们既不愿意调整改革方向使自身利益受损，也害怕利益调整导致改革前功尽弃，使社会进程“重新”回到“左”的方向。换言之，当社会转型面临新的利益格局和调整需要时，原来改革的支持者就成了既得利益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会反对对改革作出调整，成为“对改革的改革”的反对者。
　　从思想角度而言，改革派不但认为他们所支持的改革是无辜的，而且是万能的；迄今为止中国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改革，一切弊端都与改革无关，都只能归咎于至今还没有被“改革”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的主张不是调整改革，即对改革中所发生的利益分配进行纠正，而是“深化改革”，即将改革扩展到政治制度领域。换言之，他们反对调整经济利益，主张重新分配政治权力；拒绝改变已经形成的、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只是强调要改变令他们不满意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
　　他们的逻辑是：市场经济、私有化都是好东西，只会导致公平竞争、效率增进和“多赢”，不信你们看看欧美的发达国家；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贫富分化、权钱交易及不公正现象，都是市场不规范的结果，这种“不规范”，又是由政治制度的落后造成的，只要政治改革跟进，弊端就会消失，一切就会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他们闭眼不看、闭口不提的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不管其政治制度如何，在其经济市场化、工业化的初级阶段，都曾发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对这种现象的有效纠正，无一不须借助于“左”的政策调整；市场规范和政治清明更多只是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即使改革派对自己的理念、主张持有自信，人们仍然要问：他们为什么容不得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为什么对“持不同政见者”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不是标榜自由、多元吗？其实，这也不奇怪。虽然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秦晖有“自由先于主义”的提法，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实际主张却是“主义先于自由”；即他们宣称：只有当自由主义的主要主张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实现之后，自由主义者才能在不损及这一制度的前提下兼容不同观点的表达，这就是多数自由主义者心目中“自由、多元”的含义。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实现以前，自由主义要积极展开“争夺青年”、争夺“话语权”和宣传阵地的斗争，不容许“持不同政见者”有表达机会。
　　纵然如此，仍不足以解释温铁军及《农村版》事件。《中国改革》毕竟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怎么可能被倾向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实际控制，甚至可以排斥不同声音呢？
　　不仅如此，当前国内大多数带思想文化功能的报刊，尤其是流行刊物，不少是被实际掌控在执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手中，或者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新左派只能在纯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体制外的保守主义甚至在国内根本没有发言之地。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由任何人主观意愿造成的，而是几十年社会演变的客观结果。自由派的改革观，在1980年代成了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同时，通过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重塑了上几代人的思想观念。因此，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前期，自由派的改革观实际上成了多数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刻痕是很难改变的。反之，新左派的兴起是在1990年代后期，保守主义的兴起更迟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两派不但并未成为思想界主流，而且在思想观念的形成期受其影响的年轻人既人数有限，又还普遍未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地位。中国思想界的这种局面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从事媒体行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中下层，他们在采编过程中自然会选择有利于自由派观念传播的题目、内容和方式；二是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长期购订思想文化刊物的人，大多数也是持自由派观念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购订当然会具有选择性和倾向性，而他们作为主要消费者的“用脚投票”，决定了媒体的发行、广告等经济收益，决定了媒体的市场竞争力和公众影响力，这是影响媒体倾向性的最有力因素。
　　另一个并非次要的因素是，“改革派”反对经济调整、主张政治调整的态度，与正在蓬勃壮大的新兴有产阶级的利益立场正相吻合，因此也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获得大量的投资、赞助、广告或订单。面对这种局面，媒体从自身的发展出发，要服从市场导向。政府也可以全力扶植某种符合自己口味的媒体，但这样的媒体纵然能够维持，在当前的思想背景下也不可能赢得市场竞争力和公众影响力。即使从政府本身的需要出发，即使为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贯彻政府意图，媒体也还是以能够披上一层以自由派观念为主色调的外衣为好。用某大报总编辑的话说：“如果媒体不能赢得市场，其它的都是一句空话。”
　　这种由自由派强势话语地位所决定的媒体和舆论倾向，反过来又必然强化自由派本身的强势地位，使他们的“改革话语”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背景，这种背景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冼岩，学者，现居湖南湘潭，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