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人造美女”的伦理问题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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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从经济上质疑整容的意见，其理由是，由于整容手术费用相当昂贵，除了少数富有家庭，一般人要为此付出几乎全部的财产，在手术效果尚不能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如此“投资”，显然具有很大的经济风险；就算手术成功，整容者能否利用漂亮脸蛋猛捞一票，收回投资，还很难说，因为光凭漂亮脸蛋不一定能挣到大钱。如果不能收回投资，就意味着投资没有产出，家庭经济因此而破产。由小康的丑陋变成美丽的贫穷，这到底是福是祸，真不好说。但这种忧虑显然不足以阻止“人造美女”运动的蓬勃开展，当事人坦然说，我连毁容都不怕，还怕破产吗？决绝到这个地步，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宁要美丽的贫穷，不要富裕的丑陋。
心理。从现有报道看，“人造美女”手术后大都有一定的心理负担。主要是：1、担心手术有后遗症，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比如隆胸手术成功后，填充物有可能发生问题，导致病变。抽脂后导致皮肤坏死。最新的消息是，深圳第一个“人造美女”在接受了若干次手术后，和医院中止协议，不再继续打造自己，她的理由就是担心手术失败造成严重后果。2、担心公众知道自己是“人造品”，而降低对自己的评价，因此要竭力掩饰自己是“人造美女”。如此形成持久的心理负担，真我与假我总在打架。3、陷入追求完美身体的病态狂热不能自拔。局部整容成功，导致自信心“爆棚”，于是连续进行整容，修理完面容修理胸腹，胸腹完美了还有屁股，屁股美丽了还要增高……没完没了的手术，当事人似乎最终会形成这样的偏执：人生就是美容，生命历程就是跟自己身体斗争的过程，生命不息，整容不止。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偏执。
道德。这是更为隐秘的一层忧虑。总体上看，整容还是富裕人群（甚至包括整个中产阶级）比较奢侈的消费行为（制造一个人造美女的费用至少要十万人民币）。一个相貌普通乃至有点明显缺陷甚至有点丑陋的人，为了追求美的身体容貌，可以付出所有的财富资源甚至不惜举债，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来从其它各方面提高个人的整体素质，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甚至用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但他（她）选择了整容。这个选择显示的意义是：美的价值高于善；人希望社会承认的不是自己的善行美德，而是容貌形体。乐善好施者从社会那里得到的回报一般说来，不是直接的经济回报，而只能是道德的荣耀，而且常常是身后的荣耀。但整容者改善容貌后得到的是直接的回头率，是上镜率，是对异性的魅力，是与这些密切相关的经济收益。说到底，美容的目的只能是自我感觉的改善，是个人利益的获得，或者还能为社会贡献一点审美资源，如此而已；除此之外，就没有多少社会价值和意义了。正因为如此，社会虽然对整容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但在道德上的疑问和贬低是存在的，我们往往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能体会出那种微妙的不以为然。
如前所说，个人之所以选择整容，是因为社会需要美男美女，而且多多益善。这也意味着社会更喜欢感性的美而不是实质的善。公众对道德上的善人和英雄是相当吝啬的，但对男女美人则极其慷慨。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见义勇为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家人不要说得到社会足够的经济补偿，有时连一个虚幻的名誉都不易得到。但一个美女或美男，只要其美丽被社会认可，就意味着能获得大量金钱，而且几乎无须任何理由，无须经过复杂的交换程序。相反，形象丑陋者非但不获社会同情，而且连谋求职业维持生计都极为艰难。这说明，浮华的肉欲的美，已经取代了朴素的内在的善，成为了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对人造美女从整体上是认同乃至赞同的，即使有上面所说的种种怀疑和贬斥，其表达也很微妙，更不是理直气壮的彻底否定和激烈批判。
标准
传统的人体美，其标准——如果有标准的话——是以人类再生产之需求为基础的：身体首先要健康有力，以承担繁重的劳动；生殖系统要发达（乳房、子宫等部位），以保证人类的正常繁衍。现代人体审美虽然有很大变化，但也还是以这样的功利性诉求为根基的。对“三围”的强调就是如此。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性与婚姻的分离，由于婴儿哺育的逐渐社会化，由于医学技术对怀孕、分娩、哺乳等环节的有效干预和支持，使得生育过程的艰难、痛苦和危险性日益减低，人类对自身的生殖功能的要求大大降低了。这种要求的降低，是人体美的标准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现在流行的所谓人体的骨感美，其实就是专指人体那些与生育机能无关的部位，比如肩膀、后背等部位的美感效果，而这正是性愉悦与生殖脱节的产物。人体审美标准趋向于弱化、乃至否定植根于生殖功能的传统人体美标准。
摆脱生殖需要的非功能性的人体审美指标，当然还是为了满足性的快感和视觉的美感，而这两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由于欲望的膨胀泛滥，性快感逐步超越传统的性器官满足而变成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快感的要求。人恨不能使整个身体全部性感化——每个部位都能激发性，都能获得性的快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来自性器官的快感降低，而这种降低恰恰是对生育机能的忽视和放弃造成的。脱离了生殖后，性其实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巨大的强烈的满足的快感。来自性器官的快感的降低，需要从其它部位获得补偿。泛性首先是身体的泛性，而这与文化塑造有关，与对性技巧的重视有关——从身体其它部位来激发性欲。由于对性欲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人体性潜能的开发因此看起来就好像永无止境。这样一来，随着对身体部位与性之关系的认识的变化（比如对所谓G点的研究），人体美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前文所说的骨感美）。另外，性的满足还与猎奇有重大关系，不同种族、肤色、年龄、相貌的性对象，可以激发人更强烈的性欲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性满足的多样性和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也使人体美的标准日益多样化，而且其标准还将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渴望改变自己容貌的人，其实就是根据这样变化着的标准，来确定人体“美术”的设计方案的。他们看似自己做主，其实是按照流行标准来改造自己身体的。
人论
“人造美女”面临的基本伦理问题是：个体生命的规定性何在？人是否有权改变自己的身体？
从外在规定性看，个人是以姓氏、家庭、家族、宗族、种族、民族、国籍等多重身份来确定自己的惟一性的。从内在规定性看，个人是以遗传基因和外在相貌这两方面独一无二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惟一性的。
在现代社会，人的外在规定性实际上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生改变，个体可以自行决定，并经由法律途径改变自己的姓氏、家庭关系（比如改变婚姻，甚至脱离父子、母子关系）、民族归属和国籍，而不会发生道德上的大的困扰和痛苦。从社会一面看，在不追问其动机和审查其效果的前提下，社会从伦理上认可一个人对自己外在规定性的改变；舆论不会因为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改变而降低或提高对他的道德评价。
那么，人是否能从遗传基因和外在相貌两方面改变自己的固有特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改变自己的基因结构成为可能，因此改变自己的相貌不但可能，而且早已经成为了现实。技术层面既然已经没有疑问，剩下的惟一问题就是：人是否应该、是否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或者，他在何种程度、什么范围内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
从现代文明确立的人权原则看，现代人当然有处置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权力。一个人如果决定自杀，社会最终无法阻止；社会并不能从法理上谴责、否定自杀；当然更不能给自杀行为本身定罪。但从伦理的角度看，人无权自杀。因为第一，自杀是对生命的放弃，这与尊重、珍视生命这一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二，自杀意味着当事人对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放弃；第三，自杀还意味着对社会和他人（尤其是亲人）的某种精神打击和伤害。因此，人类社会从道德上历来都是质疑、否定自杀行为的（有特殊动机的例外，例如日本武士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