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老乡（小说）
作者：郑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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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扶住翠儿。她的哪一个部位都肥厚而溜滑。领她回到住处后，我就要找出不久前有人塞进我的门缝的一张治安告示给她看，如果她还能睁大眼睛看明白的话。那张告示毫不含糊地说：傍晚七点到凌晨七点属案发高峰时间，西莞镇多个拐角都是高危地段。歹徒在路边抢劫，手法五花八门。单身女人往往是遇袭目标……我还要补充警告翠儿，作案人与受害人大都是外来人口，我亲眼见过一个女人当街被抓获。所以，只身在街头瞎闯的翠儿，无论在哪一个意义上都会是警方盯防的对象。尽管这个喧闹的夜晚一派祥和，从酒店到我的住处楼下，一路上安然无事。最后的小岔子出在翠儿自己，东倒西歪的她在楼道上开始无缘无故地哭泣起来，我腾出手开门的一刹那，她干脆跌坐在地上，拒绝起来了。
我的耐心还没有完全耗尽。找那一纸告示再费了我一点工夫，我找不到这张唬人的告示。这段时间翠儿一直瘫倒在地上，她真的醉了，口里还念念有词。我听不清她哭诉些什么，念来念去她都是几个简单的句子。我将她弄到卧室，躺倒在床上的她还拒绝松开攀在我的脖子上的手。我挣脱开来，找一只塑料垃圾桶，移放在她的床头，准备她呕吐。这个恼人的夜晚暂时还不会终结，下一个曲目翠儿是唱歌。歌声骤起，她同时挣扎着坐了起来，只差手舞足蹈了。换一个时间，换一种心境，我要说，我的老乡翠儿的独唱真的还不赖，上句虽然不接下句，韵味却很是悠长。我和她早在童年时就听熟过她爹曾经唱的那种曲调，有着与西莞镇街头随处都在播放的流行曲完全不一样的风味。翠儿的爹唱民谣，老人家还藏有一根陈年竹筒，不知道那叫不叫渔鼓。更早些年头，这种简陋的竹筒大概是走江湖的卖艺人随身带着的乐器，翠儿她爹用它来自娱自乐。那一年，在翠儿出嫁的那个早晨，兴冲冲的她爹也要在满堂街邻和接亲的朱迪一干人面前唱上几句，老人家显然喝多了，非唱不可，唱到一半停下手中的竹筒，声言让各位宾客等一等，他要去茅坑小便一下，却又呆在街檐下原地不动，像是改变了主意，接着再唱了起来。朱迪始终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乐呵呵的街邻随后起哄将醉醺醺的老人家推进了里屋。老人家的民谣唱得不错，错的是他当街在裤子里撒下一泡尿，一时在我的老家小镇传为笑谈，从此翠儿她爹——淳厚的街邻并没有将他当老怪物——自己将自己当成了老怪物，滴酒不沾，落落寡合。翠儿这一唱，我想她也该是记起了她死去的老父亲。夜已经渐深。亢奋的翠儿终于喑哑下来。我只能悄无声响地走出房间，而此前墙角处她那只提包一直在我的视线中。
翠儿直截了当地解释了我的满脑子疑团：为什么她不一次性地从银行柜台提款，非要用信用卡每天提一次，提银行柜员机允许的最高限额？“噢，我愿意这么提，怎么着？”
两天前我脱口而出，怀疑她杀死了那个香港货柜车司机时，翠儿也是这种镇定神态。清晨起来的她还带着昨夜的宿醉，脸色茫然。我愿意设身处地替她想，借住在我这里的她整天百无聊赖，打不成麻将，也许将每天去一次银行当成了消遣。但愿是这样，翠儿。白天我仍然要去足浴城，我在那里打杂。正如我只肯说打杂，而不想说得更细，这并不见得我一定在掩盖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如果照十多年前我们的老家小镇的旧风习来衡量，无论是她，还是我，都已经走得够远了）。
午饭晚饭我都在足浴城吃快餐。短短半里左右的路，我不回住处。刘米娜，听口音应该是扬州人而她坚持说自己是安徽人的刘米娜（我猜她的名字也未必是本名），是我的同事。我们互相很有些好感，吃快餐的时候总凑在一块。其它时间刘米娜比谁都要忙碌，我知道还有客人很多次半夜里约过她。有趣的是她却经常摆出一副监督我的架势。晚饭过后不到半小时，刘米娜表情古怪地又来了，透露说前台来了一位客人，点名找13号，也就是我。
我有预感来客是翠儿。果然是翠儿。我想她一定有急事缠身，因而半开玩笑地说，她大概不是来洗脚的。“哦，不洗脚，”翠儿回答，“就按摩按摩吧。”我将她领进房间，不用指点，她已经动作熟练地侧身上床，平躺在我的眼皮底下了。
我觉得翠儿简直是胡闹。隔墙有耳，我压低声音，抱怨她不该跑到这里来乱花钱。“我要一个钟，你就当我是普普通通什么客人好了。给我一杯茶，对啦，先放一旁，现在来吧。”翠儿摆开了客人的谱。刘米娜这时推门进来了，很礼貌地征求客人的意见，是否介意与另一位男客人共用这个房间。“噢，我介意。”翠儿说，“我付两个床位的钱，不要来打扰。”
刘米娜一走，灯光暗弱的房间里只剩下翠儿和我了。我拿过来一块白床巾，盖在翠儿身上，然后从头脸到脚尖，给她一揉一按。我想这在从前，在我们的老家小镇偶尔闹出这种丑事，至少偷偷摸摸的一对当事人一定自觉很风雅。如今在广东，却是丑也不丑，风雅也不风雅了，我们按商业规则操作。早年的翠儿和我还算得上是两小无猜，我不记得她出嫁前的那一两年，我是不是朦朦胧胧地对邻家大姐翠儿的身体有过一点想入非非。也许瞎想过。在老家，一个嫁出去的邻家姑娘往后也就如同陌路人。只有在广东，我们才会有这种相聚。广东还改变了翠儿的身体，我一揉一按，碰触的尽是她在广东增重的一身赘肉，翻过来覆过去的翠儿都不见早年的模样了。按摩床上，翠儿几次变得举止反常，握住我的手，停放在她的心窝间。当年的我朦朦胧胧地瞎想过的也许就是这么回事。一个钟的预定时间已到，实际上我有权拖延几分钟，足浴城可以不另外向客人收费。我拖延了几分钟，然后告诉翠儿，她买完单后先回我的住处，等着我十一二点左右下班回家。我已经暗示得很明白了。
“为什么不现在走？”翠儿一跃而起，下了按摩床。
我微笑着面对翠儿。我不能说，在足浴城我接一个客人才能赚一份提成，那太过份。我只是坚持要到下班时间我才收工。
“现在走，”翠儿不容分说起来，“你这个夜班的工钱由我付——”
“别胡闹，翠儿。”
我无法拒绝翠儿，可我选择在她提出这个未免荒唐的条件后，立即让步。翠儿走在前头，我磨蹭一阵，故意落后几步。刘米娜跟她的客人出走时，也经常落后这几步。如今我的一举一动都隐约可见自己的职业特征，这不是我的本意。出足浴城门口时，一帮人在那里打架。我赶上前去，攥紧了翠儿的手。打架的一方是门口那两个保安崽，寻衅的另一方纠集了不下十余人，几天前他们就在足浴城小闹过一场，现在又闹大了。闷声不响的这伙人挥舞着棍棒冲过保安的门岗，开始砸足浴城的玻璃。挨打的一个保安在嚷嚷着呼叫110，要找警察。我拉着翠儿快速离开了现场。事不关己，我们走我们的好了。
路上我趁机向翠儿转述了那张找不着的治安告示的内容，刚才这一幕恰好可算是实证。暗影中我看不清她的反应，回到住处，灯光下翠儿的脸色并不坏，她明显未受惊扰。我们立即拥抱在一起。翠儿更主动些。十几年前我跟屁虫似的跟在她身后，那时候她会不会同样有过朦朦胧胧的一闪念，我不知道。哼哼唧唧的翠儿最后一次紧紧地抓住我，与此同时，小眼睛朱迪呆在深圳哪一个老乡家里，也许正瞪着眼睛茫然无计——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让我自己小吃了一惊。客厅外有人在敲门。我不理睬。什么人在这个时候乱敲乱叫，敲错了门的这个人随后就会转身离去。我等待着。但敲门声却不依不饶地更加急促起来。
“朱迪找上门来了，翠儿。”
“不，不是朱迪。”
翠儿瘫软在床上，不完全像是高潮过后的身体反应，而且她很肯定找上门来的不是朱迪。慌乱中我已经穿上衣服，到了客厅。打开门，透过门缝，我看到涌进来的是一大群制服吓人的警察，他们是真正的警察。
我的老乡翠儿卷入的是一桩杀人血案。一个香港人（不是香港货柜车司机）和他的情妇、他们的女儿在深圳合家遇害。洗劫这一家子的凶徒是我熟悉的几个老乡（我拨打过他们的电话，全部关机或停机）。遇害的那位情妇一度是翠儿整日混在麻将桌上的牌友。现在我也因为包庇涉案人翠儿收审在看守所，相信不久就该放出去。总有一天，我还会遇上小眼睛朱迪。我要代翠儿转告他，案发后的翠儿之所以回避跟他见面，只是不想连累自己的丈夫二进宫。说到连累，我至今琢磨不透的一点是，几个涉案人究竟是谁连累了谁，他们都互为老乡。如今我对老乡已是厌倦之极。不过，我进看守所第一天能够免掉一顿例行的痛打，倒是意外而侥幸。当时我大呼小叫，牢头听出了我的口音，喝止住一帮动手的在押犯人——牢头也是我的老乡。
郑午然，作家，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小说《小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