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什么是“黑暗的启示”？

作者：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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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迪默和库切的“兽道主义”在理论上自然是使人信服的，相信稍有人性和良知的人都会痛恨一切对库切所谓“自己也不为自己悲伤的生命”（动物）施暴的“行刑者”。但是证诸文明史或者“不文明史”（暴力史和奴役史），单纯强调兽道主义却可能会掩盖人之历史的一些更复杂的本相，遮蔽一些更触目惊心的问题。即使在尼采那里，也有一边抚马痛哭一边却提醒男人见到女人别忘了手里的鞭子。尼采难免有了“兽道主义”却丢了人道主义。他对动物和女人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对弱者的同情立场未能一以贯之。
　　幸而在库切这篇关涉到戈迪默笔下鞭打驴子这一情节，以人类的酷刑为主题的论文《进入黑屋：小说家与南非》中，库切的思想和视野没有局限在单纯的“兽道主义”上，也并没有像陆建德先生所解读的那样，把罗莎之类的白人视为黑人的可能的牺牲者。库切处理的是远为深刻和复杂的主题：“如何跨越这一灵魂的黑暗时刻，是戈迪默小姐在其小说的后半部分所要处理的问题。罗莎·伯格返回了她的出生地，在痛苦中等待着解放之日。无论对她还是对戈迪默小姐，都没有虚伪的乐观主义。革命将终结的既非残忍和痛苦，或许也非酷刑。罗莎所经历并等待的，是穿过社会表象的人性复归，因此到那时，全部的人类行为，包括对畜牲的鞭打，都将接受道德的评判。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对酷刑场面的声讨将再一次因为作家的关注，当局或权威评判的关注而变得意义重大。当选择不再局限于要么在殴打降临时在可怕的魔力中旁观，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那么小说便可再次将整个生活纳入笔下，甚至刑讯室也可进入构思。”可以说，库切呈现给我们的是超越了黑人与白人的具体所指的人性本身的罪恶，是殴打对人类所具有的“可怕的魔力”，是像福柯《规训与惩罚》那样企图对人类的惩罚史进行拷问，是像卡夫卡小说《在流放地》那样试图使刑讯室进入文学想象力的视域，是酷刑中所关涉的具有形而上内蕴的隐喻意义，正如他所进一步阐述的那样：“对其他许多南非作家来说，酷刑有着一种黑暗的魔力。为什么会这样？就我而言，似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刑讯室里的故事提供了一种隐喻，赤裸且极端，昭示出极权主义与其牺牲品之间的关系。在刑讯室里，不受限制的强力在合法的非法恶行之微光中，施加于人类个体的肉身，其目的如果不是将其毁灭，也至少是要摧毁他反抗之心的精髓。”酷刑的黑暗的魔力，刑讯对人类个体灵魂的摧毁以及极权主义与其牺牲品之间的关系，都构成了库切追问的重心，里面隐含的是对人类（下转第180页）（上接第183页）强权和暴力逻辑的深刻审视。
　　当尼采主张把鞭子挥向女人的时候，他就把暴力逻辑强加到了弱者的身上，或者说他至少是无意识地认同甚至巩固了暴力和压迫的逻辑。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暴力和压迫的逻辑被合法化、制度化和日常化，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分享的现实逻辑。鲁迅曾经有言，暴君制下的臣民往往比暴君更残暴。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残暴逻辑往往也就是统治的逻辑。所以，当弱者的仇恨和愤怒只能在更怯弱的动物身上得到发泄的时候，我们除了在人性和道德的层面进行谴责和声讨之外，难道不应该反省一下这个世界的统治和压迫的逻辑吗？否则，暴力的制度性根源也许就被简单而轻率地掩盖了。只从道德和人性角度谴责黑人而无视制度性的罪恶，无视殖民统治的血腥史及其后遗症，是无法不令人顿生困惑的。
　　
　　吴晓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记忆的神话》、《镜花水月的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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