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伟大的无
作者：徐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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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一行有幸进入了中国山水画的“空白”。在《德拉姆》中，除了开山修路的炮响，我们看不到人和自然的对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意识到人的自身的力量是何等微弱，他们对于自然界就像对他们的耶稣、天主和喇嘛教的神祗一样怀着一种神秘的崇拜、敬畏和热爱。影片拍摄留下的花絮告诉我们，这里其实也有自然灾难和仇杀。但是，摄制组剪掉了这些镜头，意在展示我们已经完全陌生的纯净的世界。这就是同西方“天人对抗”迥然不同的“天人合一”：它不仅消融人和自然的矛盾，而且告诉人们要“无欲”“无我”，相互之间要和谐相处，互怜互爱，互相救助。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冲突的消解，是爱森斯坦在国画的留白处发现的“无”的世界。
但是，现代的中国人像害怕苦难一样害怕“无”，他们渴望拥有，察瓦龙的藏人也不例外。影片中有一位众人瞩目的村中美女，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藏族女性。她向摄制组道出她的秘密——希望走出这个贫苦、落后的山寨，她喜欢看黑帮片，喜欢片中的“江湖老大”，希望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人”做丈夫。她的肺腑之言都在情理之中。我们同情而又惘然。在讲述结束后，出现的空镜头是山村的近景：低矮的房屋、狭窄的村路、闲游的马匹以及远处的茫茫群山。我们忽然觉得，美女的话是一个预言：所有这里的一切都将被现代化的商业大潮席卷而去。会有一天，公路开通，万民欢庆；国家的无息贷款蹒跚到位；游人们挎着相机、戴着墨镜蜂拥而至；在众多的游人里，会有一个财大气粗的男人开着“宝马”把村中的那个喜欢江湖老大的美女带走，然后把她抛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共用一个女人的兄弟可以有钱每个人娶一个老婆了，但极大的可能要分家并在分割财产时反目成仇；一百零四岁的老人因忍受不了汽车尾气的气味而变成真正的木乃伊；简陋的教堂很可能被拆除，代之而起的建筑要气派得多，可是来祈祷的人越来越少，完全无法与教堂旁边的三里屯式的酒吧街的热闹相比；与之俱来的就是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艾滋病；事实证明，越是淳朴的地方越是脆弱，病毒和颓靡之风传播得越迅速。所有这一切变化我们是如此地熟悉，因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切现代化都市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我们为此感到兴奋而又惘然。人们离着现代化越近，就离着自然神越远。
我们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一切都是以“发展”的名义向前推进的。宇宙、社会和人都是要发展的，不可能停滞不前。但是，如果这种发展变成了对于自然界的肆意蹂躏，就很糟糕。一百零四岁的老人曾说，她是靠采药为生的。大概这里的深山有许多名贵药材等待开发。而开发的结果很可能是掠夺式的，不到几年就已经采光、卖光，然后开始制造和售卖假药。巴尔扎克说：“贪欲燃烧我们，又毁灭我们”。首先遭害的是自然，然后是人自身。山西等地蜂拥而起的小煤窑不仅开采野蛮，破坏矿源，而且死人无数。但是，屡禁不止，贫苦农民竞相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火坑，为的是赚几个盖房娶亲的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丧失人性的小矿主和农民矿工就这样“合作”，几乎到了无可遏制的地步。恩格斯说过，贪欲是截止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我们还没有进入恩格斯所说的那个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尚不知何时可以进入。在所谓“初级阶段”，我们不能不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这个叫作“贪欲”的魔鬼来实现发展。报载，中国人的十大欲望统计中，为首的是“想赚钱”，比例高达被统计人群的百分之七十四。人们渴望在物质上从“无”到“有”到“多”，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丑恶和污浊也与日俱增。这两样看似不相干的“有”，其实是连体婴儿，很难分开。
国家有没有可能靠宏观调控把个人发财的欲望整合到符合自然规律的轨道上去？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初始之日起，西方的思想家就为此而殚精竭虑。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发展者”的形象——浮士德就是企图让魔鬼听从于自己的伟大目标，他将梅菲斯特的力量用于实现移山填海的改造自然的工程。但是，诗剧告诉我们：后果是灾难性的。浮士德改造自然的伟业不仅造成了本来安居乐业的老农民夫妇的死亡，而且，事实上他是在为发展者自己挖掘坟墓。这一悲剧性的结局可谓振聋发聩。《浮士德》问世到现在，二百年过去了。我们比浮士德高明多少？国家以科学的名义兴建的一些大型的改天换地的工程常因为违反自然规律而遗祸后人。三门峡水库并不是惟一的例子。在水利工程兴建中，违反自然的事例在国内外层出不穷。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对自然界的了解至今微乎其微。自然是无限的，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却是有限的。有限同无限相比，我们的知识就不到未知世界的百分之一。因此，当我们自以为在按照“科学的规律”工作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站出来打个措手不及，使我们的科学的工作变成了反科学，造福变成了作孽。我们依然像浮士德一样，在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中无意识地伤害着鲍希斯那样的人民，同时也在伤害着我们自己。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也还有不洁的思想意识作怪。科学家在自然面前是勇敢无畏的，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面前，也有不少人暴露出他们的自私和卑怯，甚至充当无知领导者的佞幸。布莱希特的戏剧名作《伽利略传》中的伽利略说：“在我看来，科学的惟一目的，在于减轻人类的艰辛。倘若科学家慑于自私的当权派的淫威，满足于为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有可能被弄成畸形儿，你们的新机器很可能意味着新的苦难。……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情形，最多只能希望出现一代可以被雇用来干任何事情的侏儒发明家。”
科学！科学！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讲发展，但不能惟发展；控制、抑制乃至某些方面的倒退，都应该是发展这一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不是不懂得，而是做起来很难。原因是我们遇到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只有当精神世界超越了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利益”的时候，科学也才能走出困境。
浮士德在失败以后，上帝垂怜，让天使把他的灵魂接到天国去了。我们的天使何时降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的现代转化能不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暂时还不知道。然而，在惘然中浮现的《德拉姆》中的蔼蔼白云和云端的“平安女神”，似乎让我获得了一些平静。因此，我必须对二十一位“马背上的漂泊者”表示敬意。
徐葆耕，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学术精神》、电影剧本《邻居》（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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