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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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儒家文化从来就肯定市场经济的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独占与垄断。《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就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而西方的自由经济有严重弊端，它会带来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和道德败坏，而儒家文化追求和谐，孔子提出“均富”，孟子主张“制民恒产”，董仲舒的药方是“限民名田”，均是反对贫富悬殊而倡导共同富裕，可以避免走向贫富两个极端。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政治，是抛弃神权政治后的另一种极端，无论民意是否道德，票数决定一切，所以民主政治是没有道德内容的政治，儒家不接受这样的政治。
事实证明，西方的民主是有严重缺陷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台湾现行体制是传统政治文化被消解的结果，失去了中国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全盘接纳了西方制度。台湾地区的体制实验，是想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长出西方制度，结果注定是不伦不类的乱局。假如台湾的政治制度能按照这“三重合法性”建立，那么台独就不可能摆上桌面。
蒋庆还认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决定于自己的文化选择。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人类选择了好的文化就有好的未来，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道德价值上的好的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整套关于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超越价值。我对儒家文化复兴的前景是乐观的，儒家文化的复兴肯定有希望。近年来，儒家文化传统正在回归。儒家文化正在走向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开始争取到了公共话语的权利，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中国公共领域近百年的局面，这是儒学复兴的好现象，例如媒体传播关于儒学复兴的信息就是参与了儒学话语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
接下来说到人民大学正在筹办的国学院，蒋庆表示他的关切。他说，那当然是好事，我很赞成。现代文凭制度是按照西方学制建立的，人大国学院将来发国学文凭，是中国文化进入公共领域的开始，因为国民大学教育就是公共领域。但从人大公开的说法来看，我有两点疑虑。一是，如果只是把国学当成一种知识来学习，是不够的，国学不只是一种知识，国学更是一种价值，即一种体现中国古圣人之道的价值，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比如《春秋》就不是关于古代历史的知识，而是孔子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体现了孔子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是非善恶的价值评判，如果把《春秋》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传授，就根本不可能了解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
第二，主张办国学院的人认为要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这是一种进步，其实不然。如果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我们就很难理解到国学自身的真精神与真价值，因为所谓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就是“用西方解释中国”，“用西方解释中国”只能把中国变成“西方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的中国”，所以不能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即西方的解释系统来了解、解释我们的国学，而应该用中国的学术方法，即中国自身的解释系统来了解、解释中国的国学，这就是常说的“以中国解释中国”。而中国的学术方法、中国的解释系统就是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的“家法”，不经由“家法”，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像不经由门径不能看到宫室之美一样。
（范今）
左翼文学传统回归
评论家陈晓明日前在《文学界》杂志2005年第三期发表题为《革命文学的“后传统”》的文章，称左翼文学传统重新受到重视。
文章称：2004年《当代》第五期发表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迅速引起多方热烈反响，尤其得到“新左派”的欢迎，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新左派”理念在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体现。曹文轩和邵燕君主编的2004年度“最佳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它列为第一篇。按曹文轩的文学趣味未必特别青睐这篇小说，主要是学生们的倾向起了作用。现在青年学子都有左倾的嗜好，这篇小说显然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北大热门网站“左岸”的主持人李云雷博士就十分热爱这篇小说，在他为《那儿》写的推荐点评中，他写道：“《那儿》不但是本年度震撼力最强的作品之一，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感染力。当代文学已经多年来少见这样的荡气回肠的‘时代悲歌’，能够及时推出这样的作品，再次显示了《当代》杂志‘直面现实’的可贵传统。”（参见《2004年最佳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李云雷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青年学子的立场，同时也反映了当今文学期刊、作家与读者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有一种潮流在涌动，其实已经涌动多年，它有着深厚的传统，又有现实的动力，因而其能量颇为强大。关注底层，对人民保持着悲悯情怀，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当然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传统，它的惯用法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再往前追溯可以追到左翼的革命文学那里（当然，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在概念的运用上还可再分辨，革命文学可以看成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后期阶段或激进阶段）。实际上，这个传统渊源在其往后的历史中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左翼的革命文学那里，其“现实主义”隐含的革命诉求是全方位的，它有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规定性，它有确定性的历史叙事，这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创建新中国。这是核心叙事，这一核心叙事包含了历史主体、历史行为和历史目的。在这样的经典叙事中，人民虽然是被压迫的大众，但人民要觉悟、要反抗，并且要走上革命道路。显然，这样的革命文学传统无法被全盘继承，其部分挪用更像是重构一种“后传统”。现在这样宏大的传统实际上只剩下“底层人民”这一主体，这是一个空洞的主体，他不会产生革命的自主性，其革命的目的也被永久删除。所有这些叙事现在只剩下迷惘和伤感，以及由叙述主体给予的同情慰藉。那些依赖艺术表现来完成的转折，以及富有才智的技艺和抒情，仿佛是对历史创伤的修饰。
（古渡）
臧棣谈知识与诗歌
青年诗人、评论家臧棣日前在北京大学学生刊物《方位》中，谈到了诗歌与肉感、知识等的关系。
臧棣说：从审美的角度，我很看重肉感和口语。事实上，好的现代诗人都不鄙薄它们。瓦雷里说，现代诗歌的任务就是要发明一个新的感官。马拉美的想法也差不多，他认为诗歌有必要充分依赖“抽象的肉感”。奥登的诗歌也注重风格意义上的肉感。新诗历史上，穆旦等人努力的目标之一也是要为新诗增加“肉感”。所以，肉感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它其实是指感受力的丰盈与充沛。令我感到滑稽的是，现在的一些诗人把它等同于肉欲，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自己对诗歌的要求。从诗歌的起源上看，你就会明白诗歌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和世界、神灵沟通的知识而被发明出来的。它最早的场所是原始巫术的仪式。
自上古时代起，它就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一种知识，一种几乎神秘的知识。它也是人类所有的知识类型中最开放的、最富于探索精神、最灵敏的知识。它是关于心灵的知识。学院不是诗歌的对立面。而且，我注意到，对于当代诗歌，学院是最认真阅读和阐释它的场所。也不妨说，学院是当代诗歌能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读者之一。
（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