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学生腔时代的另类刊物

作者：于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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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天涯》出现于海南。十年后，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刊物，其影响力独一无二。它是思想的，但它不是学术。它有精英倾向，但不是知识分子的象牙塔，它是放在大众的报刊亭里出售的，比起十年间许多昙花一现的精英刊物来，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倾向民间的，它主张的“民间语文”丰富了汉语的语文界域。它是文学刊物，它的作者不是“作者已死”的语文修辞技术玩弄者，而是有心灵、良知、立场、为天地立心的文人。它是外省的，这样的刊物出现并立足于远离文化中心的外地，在当代中国具有深意。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本坚持原创性的刊物，它既不是西方思想的读后感，也不是西方文学的读后感。它基于中国世界的经验和感受。中国写作的传统是文章为天地立心，而不是各种知识主义的阐释和修辞技术，《天涯》十年的历程正是要努力回到了这一点。
　　思想是创造性的。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化的主流是“拿来主义”。虽然在早期，鲁迅们提出“拿来主义”还要有自己的思考，拿来是思想的结果。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拿来主义”已经成为“引进”、“资源共享”。作为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派倾向，“拿来主义”到世纪末，已经成为泛滥中国的媚俗。在我看来，一百年来，可以拿来的基本都拿来了，没有拿来的那就是拿不来的。完全彻底的拿来是一个乌托邦。一些以发表读后感为主的杂志，为1970年代末再次大规模兴起的“拿来”运动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如果最权威的文化刊物充其量只是一本读后感，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活到老，学到老固然精神可嘉，但也未免太书呆子气。读后感几乎成为唯一的思想方式，令汉语写作充斥着学生腔。在学生腔泛滥的当代中国，《天涯》的出现是非同寻常的，它并非石破天惊，只是与言必引进的风气比起来，它是一本回到了正常水平的刊物。
　　这是一个反自然的时代，反常成为时代的普遍风气，自然的、常识性的立场凤毛麟角，中国“道法自然”的伟大立场已经被彻底遮蔽。“正常”就像古典时代的精神病患者一样罕见。在今天，我以为“正常”是对精神品质的最高评价。一些杂志是“拿来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典范，但是《天涯》是一个思想者与创造者的平台。中国读者今天已经厌倦了学生腔，汉语如果总是某种从小学生到博士、教授的毕业论文，那么这种语言是不值得文明史尊重的，今日中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形象依然是一个古代形象，当代文化的形象地位与学生腔有关，一种连韩流都模仿的文化，可想见其浅薄。读者们潜在的厌倦是《天涯》十年来能够鹤立鸡群的原因。反自然得到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支持，美容院的普及、学校与天才、心灵、良知无关的分数线、广告、各种日新月异的技术、夸张怪异的现代艺术、大规模的自然界改造运动，对科学的绝对迷信……克隆成为最理想的反自然时代的终端（我们有一天可以复制人类“分数最高”的历史）。行为艺术在反自然方面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先驱，过去时代的一切自然和常识的基础都正在被全面摧毁。人类今天自己扮演着上帝一角，创造了一个完全不自然的世界。而曾经有过“道法自然”这一传统的中国，只是这一巨大的反自然运动的学生而已。在中国，反自然是以当学生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中国自己的传统是“道法自然”，是从自然领悟存在的意义，中国在反自然上面完全没有经验，它是一个全面引进的结果。
　　当代中国写作的最大危险就是学生腔的陈旧化。学生腔使写作成为一种作文技术。所谓文学者越来越成为一个象牙塔，一个媚俗的象牙塔。无数的写作者都在玩空心的语言游戏。心灵阙如，空心之人的写作，作者没有立场，以后现代的“怎么都行”为时髦，其精华部分不过是写作的技术化，写作的技术难度。调侃、解构已经日常化，已经不只是昔日先锋派写作的另类武器，都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手机的基本写作模式。《天涯》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漫长的学生腔时代的厌倦。中国过去的文章传统是为天地立心，写作不是一个纯技术的语言游戏，更不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学性宣传或者阐释。人们或许已经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盛极一时的宣传文学保持了足够的冷淡，但更早时候开始的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各种主义的汉语阐释继续保持着迷狂。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就是文明，文——明。语言如何可以照亮世界，因为语言是人心的载体。主义、知识、意识形态都是低层次的东西，一个作家可以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不能没有心。最高层次的写作是为天地立心的写作，自古以来的文学都是要为天地立心。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它是讲心的，任何主义思想都要立心，思想、主义是万，心是一。拿来主义只讲万的利用，不讲心的唯一。这一百年，拿来了多少令中国世界忐忑不安的东西啊。今日中国的无心写作，当然与1966年的灭心运动有关。心灭之后的拿来，只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到后来，实用都不讲了，拿来成为绝对正确的迷信。在1966年的灭心运动之后，重建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是当代文学的使命。但令人担忧的是，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群的一部分，与写作本身的魅力相比，对中国作家似乎有着更大的诱惑力。我们今天很难在文学界遇到那些曹雪芹、卡夫卡式的那样“批阅十载”、“在最深的房间里”写作的作家，生活的一切目的，包括精神活动最终的目的都只是要富起来。“买车了吗？”文学艺术聚会上的话题与中产阶级晚宴上的话题同样庸俗。以文为生是正常的，但通过写作“先富”起来，那就是媚俗。没有原创性的学生腔写作正是“为先富起来而写作”的技术基础。写作与一切技术一样，与心灵的质量、智慧、天才、创造力和立场无关，不过是一套知识，谋生手段之一。心中装着读者，走向市场，已经成为作家们富起来的不二法门。富起来无可厚非，但可怕的是这已经成为当代生活的唯一价值、唯一前途，也是精神活动的唯一方向。
　　诗歌因为在富起来的全民运动中由于毫无前途而被当代文化集体开除，这个国家曾经“不学诗，无以言”。而今天，对诗人的冷漠仅仅是由于诗歌这种写作无法勤劳致富。无非“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罢了。当诗人的地位下降到中国历史的最低点的时候，《天涯》一直在发表诗歌，对诗人保持了古典的敬意。
　　作家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心中装着读者”，而今日的中国读者却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疏远文学。如果写作只是无数发家致富的道路之一，只是无数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如果作品不再是“为天地立心”的千秋大业，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对写作给予特别尊重呢？谁不是依靠技术在谋生呢？
　　《天涯》是一个缓慢的杂志，就像沉在河底的石头，不为各种时尚所动，十年来有多少文学刊物为了适应市场，这样改、那样改，换成这样，换成那样。多少故乡被房地产公司拆掉了，多少自然之脸被美容院拆掉了。而《天涯》不动，学生腔时代的另类刊物，就像河床上的石头，落后于时代、没有前途，很不自然地、勉为其难地坚持着自然状态，自然是没有前途但日日新的。当它不在乎前途的时候，它却是一份前途无量的杂志。
　　
　　于坚，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诗集《于坚的诗》、随笔集《棕皮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