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我们傻故我们在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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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作协想搞个活动，请些朋友来见见面，走一走。搞活动总得有个由头。有人提议总结一下《天涯》十年。这当然算个由头。我也赞成。前面的发言只算了好账，没有算不好的账。其实《天涯》这十年里有很多缺点。如果说《天涯》做了些事情，放在大局里看也没什么。有很多人和很多刊物也都在做。
　　说起来挺吓人的，十年了。我记得十年前海南省作协换届。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前任交下来的只有一间八平方米的房子，两张旧桌子，一个摇头扇。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家当。《天涯》改版的第一个会没地方开，椅子也不够坐，只好借了招待所的一间房，搞了个“飞行集会”。当时有蒋子丹、王雁翎、罗凌翩在座。我今天得对她们表示感谢，感谢她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失去信心，大家有难共担。后来还有崽崽、张浩文、李少君、孔见、张舸等朋友陆续加入进来了。少君当时在海南日报社，有优厚得多的工资，但要死要活的要来《天涯》。我们怕他一时冲动，要他先兼职，一年以后再说。后来一年过去了，他初衷不改，没有嫌贫爱富，当普通编辑也高高兴兴。这是需要一点热情的。《天涯》就是集合了一批有热情的人。像单正平是《天涯》的家属，实际上是半个编辑。要编就编，要写就写，要译就译，我们要救场了就去找他。他还把他的朋友韩家英介绍来做设计。韩家英很牛呵。客户来谈生意，先交二十万，然后再开谈。但这样一个很牛的设计师，这么多年来常常免费给《天涯》干活。我作为前任社长，对他们都心怀感动和心存敬意。
　　《天涯》内部其实有很多争论，也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我们合作得不错，能够互相体谅和互相信任。《天涯》在外面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我们是“新左派”，有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说法应该说言之有据，因为我们确实一直关注社会公正的问题。从就业问题，到三农问题，生态问题，权力腐败问题，国际新秩序问题等等，我们有意识地做过很多专辑，一直强调弱者的权利和强者的责任，强调社会和谐共存的原则。我个人也一直以为，照搬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种右的教条主义，不但会毁掉中国，还会危及欧美。还有人说，《天涯》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这种说法也应该说言之成理。因为我们一直倡导民主与自由，呼吁人权保护，注意各种边缘的声音。李泽厚、刘再复、北岛、杨炼、严力、多多等，算是一些敏感人物吧，但都在《天涯》发表文章，而且大部分是多年来在国内第一次公开亮相，带来了宽松自由的讨论气氛。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就应该有这种气氛，应该有这种包容性。秦晖与何清涟，较早提出权力经济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尽管我并不赞成他们全盘私有化的主张，但觉得他们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天涯》就大胆提供版面。何清涟在当时还不大出名，只在香港发表些文章。是我们想办法把她“挖”出来的。还有个王力雄，公开退出中国作协，但很早关注资源与生态的问题，反思现代化的模式。我们照样给他提供发言的机会，不会因为他犯上，就封杀他，或者躲开他。
　　在我看来，个人自由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社会公正也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旗号来巧取豪夺的少数人。1990年代以来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很严重。这是国际上大体一致的看法。但有人偏要说：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平均主义。这是一个大名人说的。还有人说谈公正、谈平等太“矫情”了。这也是一位名人说的。他们不是最热心与国际接轨吗？为什么一碰上这个“轨”就偏偏不接了？巧取豪夺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言欺世，不认真研究问题，只会卖弄几个标签。《天涯》编辑部内部经常吵架，有时吵得天翻地覆，但我们约定了一条：一篇文章要发表，一定要言之有据和言之成理，这就是六十分及格。六十分以下不能发表。在六十分以上就可以有各种观点，那没问题。
　　中国的作家在19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群体。1978年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发现开会的时候，作协的会场爆满。剧协、音协、美协的会差点没法开了，因为很多人都跑到作协这个会上来了。那时候作家们打破禁区，解放思想，一句话就是一个炸弹，一句话就是一阵掌声。当时人道主义的提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提出，作家们走在最前列。有关现代派的讨论引出一些哲学深层次的问题，比方说主观和客观、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等等，作协也是领风气之先。作家们简直成了全国思想的破土机和播种机，新观念的批发商，比理论、新闻、教育各界都更活跃和更敏感。但一到1990年代，这种情况不再有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这些当前最重要的命题，其意义不亚于拨乱反正，我们的作家考虑过吗？考虑过多少？为此付出过多少努力？有些人说，他们最关心民主。悠悠万事，民主为大。我愿意相信这些说法。但有意思的是，有些民主斗士一旦听到人民群众要求社会公正的强烈呼声，就打棍子，扣帽子，视之为洪水猛兽，说是“仇富心理”和“文革思维”。这说明有些人的民主是一种贵族老爷式的民主。
　　作家们在1990年代做了不少贡献，但与1980年代大不同的是，眼下有不少作家只剩下嘴头上几个标签，丧失了思考和发言的能力，在思想创新的持续进程中贡献率很低，甚至完全缺席。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他们很少出国，但与那些在西方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的大多数同胞也别扭着，谈西方，谈不到一起去。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也是《天涯》同仁们忍不住要折腾一下的原因。
　　《天涯》不是一个畅销的杂志，按照某种流行的成功标准，我们没有暴得大利和大名，是不成功的。但这不要紧。人一辈子不能光做聪明的事，有时也要做些傻事。如果我们以后回想这一辈子，这个风险也躲过了，那个苦头我也躲过了，这个人我没有得罪，那个人我也一直拉拉扯扯，我们的这一辈子就十分令人满意吗？人生要有意思，恐怕还需要做点傻事。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特别聪明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我傻故我在，我们傻故我们在。
　　（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马桥词典》、《暗示》、《爸爸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