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我心中的严老

作者：何志云

字体： 【大 中 小】

　　从北京迁往杭州不过半年，就常有关山阻隔、云汉重重之感，主要是指信息。交通的发达是不必说的，火车夕发朝至，飞机则到不了两小时，可是总是觉得难以战胜的闭塞，莫名包裹着这片湖光山色，连同无奈的心灵。
　　张中行先生仙逝的消息，是从《南方周末》看到的，似乎两大块版，一批一流作者的阵容，不看文字，就知道是悼念的意思了。严文井老西行，则得知于《文汇读书周报》，陈四益先生有一版的《他总在思考》，文章写得正气凛然，剖解严老特立独行、不屈不挠的那一面，写的是严老，秉承的却是四益先生一以贯之的风格。该版配发了严老的《我欠的债》，据说系在内地首发，很短很短，一遍读过，眼泪就情不自禁下来了。差不多有近十年不曾去看望严老，我欠严老的债，现在已经无法偿还于万一了。
　　先转抄严老的文章于下：
　　
　　我欠的债
　　严文井
　　
　　现在我是一个人过日子，一个女儿一星期来看我一次，拿拿报纸，送些食品，还帮助做些零事。
　　有一次，我忽然向她道歉：几十年前，我狠狠打过你一次。
　　“我早已经忘了，爸爸，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可不是，她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
　　我极不耐烦地对待过妻子李叔华（当她病重的时候）。她子宫里长了一个肉瘤，流血不止，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对我说：“在床旁柜子抽屉里有一瓶云南白药，可以止血，你帮我找一找。”
　　“这半夜三更，怎么找？”我近乎咆哮了。
　　她只温和地回答了一句：
　　“将来你要后悔的。”
　　现在她死亡已经二十几年。我追悔无及。我们结婚以来，生了六个孩子，她的确事事依着我。我说的和做的，她都报以微笑。甚至连我开的玩笑也如此。
　　那天晚上，我为什么那么粗暴？为什么？
　　我该报答而没有报答的有冯牧、何其芳、陈白尘、沙汀、康矛召、黄钢一大批人。
　　就是对于周扬，我也欠他一篇文章，公正地说：他的好话与缺点。
　　我想大概我已经八十四了，提笔忘字，写文章越来越难的缘故，但我还应该设法还我的债。
　　
　　文章写得确实好，汪曾祺先生故世以后，这样的好文章是越来越难读到了，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要是能收进语文课本就更好了，让港台文风和网络文字熏出来的孩子，能知道汉语可以写得如此朴实如此出色；更深的想法就完全是私人的了，这才是我心中的严老：他把严肃的思考掩藏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用感情滋润文章，把重大的消息悄悄透露给有心人，包括他自己的心绪。我和我们——1980年代狂飙突进年代中的文学朋友——有多少次得益于严老这样的滋润！
　　文章真正的意思靠悟，不是靠多读几遍就能明白的，多少懂得严老的人就此有福了——“那天晚上，我为什么那么粗暴？为什么？”严老问自己也在问我们，一如他生前多次平易睿智的谈话。有了“诗眼”一般的这个“文眼”，他从女儿、妻子立即切入文坛要人才顺理成章，背后的蛛丝马迹顿时彰显无遗。
　　
　　严老怎么粗暴呢？他从不粗暴，他永远温和甚至还带几分狡黠的慈祥，那是按捺不住的机智的流泻与拨弄，慈祥便生动得不同凡俗。
　　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严老酷爱养猫。他住东总布胡同那个大杂院的时候，家里就没有断过猫，只是记不得是一只还是有几只。我经常看见他立在门口的那棵大树下，仰着头唤猫，身后屋里流泻出来一地灯光，映衬严老犹如剪影——他的猫有院子方便运动，上房上树成了家常便饭，该吃饭了就得这样千呼万唤。严老后来搬到红庙北里的楼房去了，养的那只花猫叫欢欢，这回没院子了，欢欢就只得蹲在阳台上，眺望着楼下，忧郁得像个哲学家。我生性不记路，总分辨不清北京那些模样相仿的楼群，每次上严老家，记不准他家的单元和楼层了，就找阳台，也就是找欢欢。也是在红庙北里的新居，我见过严老自己吃方便面，却给欢欢开鱼罐头，欢欢竖起尾巴，绕着严老转个不停的情景。我小时候就读严老的童话，那时是儿子在读了，看到这一幕，心里还是感动不已。
　　严老的养猫是有传统的。他在一篇写“文革”的文章里顺便提到过他养的猫，那是一个猫家族：“大头”爸爸和“小头”妈妈还有四个孩子。“造反”成为时髦的时候，他的孩子也贴出大字报，揭发他的“修正主义罪状”，其中就有两条：种花和养猫。但就在他被批斗的那天，他的孩子把“大头”爸爸和“小头”妈妈偷偷送到东郊放了，小猫一路送了人。他妻子把这些告诉他，说：“你要相信，它们全都活着。”“我相信。”他说。“是的，还是相信为好。”他又在心里这么说。
　　哪里有丝毫的粗暴？这样的人怎么就粗暴了呢？
　　
　　严老习惯于彻夜看书写作，中午时分起来，我说的他吃方便面，给欢欢开鱼罐头，就在他中午起床的时候。照例他让我随意在酒柜里找酒喝。然后我们就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晚饭时分。他说他晚上不睡，是因为周扬不睡，而周扬不睡，则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昼伏夜起，随时要准备毛的召见。我去过周扬在沙滩的那个小院，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愈益激烈，文艺界总是没来由地首当其冲的那些岁月里，这个小院灯光彻夜通明，周扬该是孤独而始终提心吊胆的吧？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从这个小楼发出的一连串指令，周扬的心境一定极端复杂毫不轻松的吧？作为周扬的“随从”，陪着周扬不睡的严老，若是真的写出周扬的“好话和缺点”，该是多么好看又多么要紧的文字！好了，长年累月这种状态下，那种身心俱累的紧张、焦虑甚至痛苦不堪，一定也同样是严老的，严老偶尔为之对妻子女儿的粗暴，该是多么传神多么曲尽难至的传达！
　　在我的心目中，严老是少见的性情中人。和他在一起，轻松散漫随意机智，怎么没规矩怎么来，快意得很，开心得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线装本《金瓶梅》，我设法买了一套，兴冲冲报告严老。他笑眯眯先来一句：人文社最先印《金瓶梅》是我办的事。于是1960年代一段掌故就随口而出了。我还没回过神，他说我读《金瓶梅》才十六岁，你今年多大了？我多大了？差不多他读《金瓶梅》年龄的三倍！我还有什么话说？那时候我们还读《灯草和尚》、《痴婆子传》……听着那串闻所未闻的书名，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然后他就会和你谈色情文学和情色文学的区别，让我想起在当年的延安鲁艺，很多前辈都是学生，而严老进去就是老师，便私下为自己庆幸。
　　汉学家白洁明和琳达结婚，严老郑重其事亲笔书写一幅对联送给他们：“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在老老少少的朋友中传为美谈。我曾经开他的玩笑：你没有成为右派真是奇迹！严老却一言不发。十几年后，当我读到张僖、徐光耀等前辈作家回忆十七年文坛各场斗争的文字时，我意识到我的轻薄并为我的孟浪而羞愧。十好几年呢，严老以他的善良和性情不仅要周旋其间，努力全身而退，而且还要尽可能不伤害他人保护他人，这是怎样的功夫，又得承受怎样的委屈！阎纲、杨匡满都写过在干校时，严老对年轻后辈的关照。我也是亲身感受过他的善良和风骨的：那年的政治风波中，有一个声明，那声明是我拿到严老家请他签的名。后来党员重新登记时，严老所在的单位审查他的这件事，他只字不提我。重要的是我签了名，谁拿给我的有什么关系呢？他对运动领导小组的人说。有一天说起此事，我说我早在单位把这些事和盘托出了，他还是这么对我说。
　　
　　记得1980年代初时常结伴而去严老家的，有李陀、陈建功、郑万隆、刘树生等。史铁生也应该在，可印象里却少有轮椅，从地坛到东总布胡同有着不近的路。严老搬红庙北里后，铁生搬水锥子附近了，和严老走动勤些该在这以后。似乎还应该有张承志，不过他独往独来惯了，而印象又往往靠不住。
　　东总布胡同的那个破旧大院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这是北京才有的奇观，一个其貌不扬、和普通大杂院毫无二致的院子，若细加考证，能挖掘出差不多半部当代文学史，当然还有血泪史。不过我们直奔严老而去之际，文学据说迎来了最好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又年轻气盛，把严老家那个不大的客厅兼起居室，当作了直抒胸臆的沙龙。那些一闪而过的思绪，不负责任的言论，目空无人的评点，还有切切实实的计划，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挥洒。在那时的北京，老一辈中可以容得我们这么放肆无忌的，除了严老，还有一个钟惦斐钟老，他在西单附近的破院子，也是我们经常啸众而去的。
　　严老、钟老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不妨滔滔不绝，而他们寥寥几句，就让我们意识到“姜毕竟还是老的辣”。当年黄子平在《文学评论》发表《深刻的片面》一文，在文学界传诵一时，现在回想在严老家的感觉，就像可以写一篇类似“浅薄的先锋”一般。因此从严老家出来，我们常常显得像是受了撩拨更为亢奋的狗，在大街上一边兜圈子一边激烈地辩论。李陀等人讨论文学的“现代派”，着眼文学的现代形式和叙述方式，我们当然是赞成的。有一夜从严老家出来已经半夜，李陀、建功、万隆和我在朝阳门内大街差不多走到天亮，从建功、万隆的叙述缺陷一直讨论到为人与为文的关系，讨论的结果是后来广为传播的那几句话：“换一种写法；换一种想法；换一种活法”，涉及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了。
　　当时鼓吹“现代派”文学的骁将高行健就住在严老南边偏院的小屋里，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应该就写在这时。后来有好几年他热衷现代话剧试验，和林兆华配合，从《绝对信号》、《车站》到《野人》，更多的时间住进了人艺的小黑屋，过着不分昼夜的苦行僧的生活，然后，他的每一个话剧在首都剧场的首演，在朋友们看来都成了离经叛道的“狂欢节”!我不清楚行健兄和严老的过往，他如今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来写写他心目中的严老，一定有着更多的消息。
　　
　　严老走了。一个人总是要走的。严老走得绝不算早，到临走一点都没有老人难免的糊涂。这才应该是我心目中的严老。严老是会活在我心里的，因为1980年代连同我的那段还算年轻的生命，一直活在我的心里，而在那里，严老始终活着并且于我始终举足轻重。
　　
　　何志云，作家，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印下指爪》、《昨日的心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