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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１９２９—１９４５）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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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26日(农历)，我出生在河南省辉县市薄壁镇平甸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贫苦农民。父亲方聚萍从小背井离乡，从林县方家庄逃荒来到辉县平甸村。因人地两生、无亲无故，初来时栖身在村南头一座山神庙里。母亲方刘氏因家里贫穷，一生受苦，但为人勤劳善良。我从小常听母亲诉说苦难的家史，每当提及，母亲总是泪流满面。那时候，豫北太行山一带十年九旱，灾荒严重，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我六岁记事，住在名叫宗清江家的一间破草房里，仅住几个月，因没钱交房租被房东撵了出来。又搬到村西姓常家的一间草屋住下。住了一段后，人家也不让住了。万般无奈，父亲在距村三里多远的麻地洼的山坡上寻了个地方，挖山石、砍荆棘，经过里劈外垫，将一块山坡铲平，趁着靠山坡的墙，将北、西、南三面用石块垒起来，再用柴草将房顶棚起来，上边再用石块压住柴草，盖上泥土，就成了一间茅草房。在屋内的地上铺上野草，全家六口人，父母、大哥、二哥、姐姐和我，仅有两条破被子，就住进了这里。
我6岁那年8月的一天，突然连降暴雨，屋顶往下直漏雨，地上积水达一尺多深。当时父亲、大哥在外给地主扛长工，二哥在外给地主放牛，家里有母亲、我和11岁的姐姐。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姐姐去上山寻找避雨的地方，坡陡地滑，饥饿无力，我们跌跌撞撞，费了好大的劲爬到了山跟（根），在悬崖峭壁下找了个临时避雨的地方住下。两天之后，暴雨停歇，母亲又领着我和姐姐下山回到了原先栖居的草房，母亲和姐姐打扫了屋内的积水。到了晚上，我们坐在湿淋淋的草铺上，浑身被蚊虫叮咬着，彻夜难以入睡。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母亲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眼泪扑簌簌滴在我的脸上，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这就是我从小记忆中的家。
1936年4月，我7岁那年，父亲因常年在外扛长工，身患重病。狠心的地主既不给父亲治病又不给父亲工钱，父亲气病交加，忍悲含泪回到家中。当时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哪有钱为父亲看病?我看着父亲躺在房后的草地上痛苦的样子，失声痛哭。父亲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叫我到他的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苦命的孩呀，看来爸是不行了，今后你要多听娘的话，如老天保佑你长大成人，你千万要为爸、为方家争口气……”这是父亲临终之前的肺腑之言，也是父亲对他这个7岁的小儿子所寄托的厚望。父亲带着对全家人的眷恋和遗憾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48岁。父亲说的话，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支撑我成长的一种精神动力。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钱买棺材，也没有安葬的地方，大哥到村里说尽好话求人，勉强借来几块薄板做寿材，把父亲安葬在半山坡上的一棵核桃树下。母亲几天滴水不进，高烧昏迷说胡话，因悲伤过度，急火上眼，双眼红肿发炎。有个过路的游医说他有秘方能医母亲的眼疾，让母亲用醋点眼，结果导致母亲双目失明。
大哥、二哥为了糊口，父亲安葬第二天就去给地主当长工走了。家里只有母亲、姐姐和我。当时姐姐12岁，我7岁，我们三口人就住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整天担惊受怕。白天常有国民党军和土匪来骚扰、抢劫，大哥在外当长工好不容易挣几斤小米，送回家里，全被他们抢走了。我和母亲、姐姐在家完全靠吃野菜、树皮、粗糠度日。每到夜间，山狼、野猪叫得骇人，在我们住的房前屋后到处乱窜寻找食物。母亲有一天对我们说：“咱们不能在这山坡上住了，说啥也得下山回村里去。”不久，我们下山到村里，住到郎风祥家的一间牛屋里。双目失明的母亲还得保证半夜起床把牛喂好，就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地主家又不让住了。
我从6岁记事到1942年家乡解放(13岁)，八年间我们共搬迁了十四次“家”。姐姐比我大5岁，她从小很懂事，既孝敬母亲，又很关心我。那时住在山上吃水很困难，要到二里外的村里去抬水，每次她与我去山下抬水时，总是让水桶靠近她的那一边，生怕压着我、累坏我。那时，我们主要就是靠野菜、粗糠、树皮充饥，我几乎吃遍了山里的各种野菜、树叶，杨树叶、柿树叶、野桃叶、槐树叶、枸树叶、榆树皮、齿牙菜、马齿菜、灰灰菜等。
我7岁那年7月的一天，在上山挖野菜时，因感冒发高烧，加之肚子饥饿难以支撑，突然晕倒在山坡上草丛里，后不知何时苏醒过来，回到家里，发烧昏迷七天七夜不省人事，滴水未进。那次高烧之后，没过几天肚子肿得如罗锅，浑身无力，身上瘦得皮包骨头，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时听说过八路军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是解救劳苦百姓的，心里盼望着这支队伍赶快打过来。
我9岁那年春天，经好心人介绍，到距离本村十多里远的西沟南圪台村给一家姓秦的地主放牛。这里地处500多米的悬崖高山，进到山里犹如走进原始森林，杂草丛生有一人多深。山上有两多：一是蛇多，黄的、黑的、花的各种蛇应有尽有，每天都见到，不仅在草丛中爬行，有的还爬在树枝上乱串(窜)，很是吓人；二是树上的马蜂窝特别多，状似碗口，大的犹如锅盖，稍有触动，便蜂拥而出，见人便蜇。我到这里放牛仅五天，头上、脸上就被马蜂蜇出几个像核桃大的疙瘩，两只眼肿得看不清东西，痛苦不堪。这样下去，不仅不能为家里分忧，而且可能自己也性命不保。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把牛赶到山坡上便跑回了家，把情况告诉了母亲，说宁愿在家照顾母亲，再也不去西沟放牛了。
10岁那年有一天，我挖野菜回家时路过村上大街，几个山西过路人正在一家临街饭店门前休息，可能他们瞧见我年幼可怜的情形，听有个人说：“陵川一带有人要小孩，太大、太小都不要，像这样年纪的小孩就行，能换二斗粮食。”我听了后，边往家走边想，如卖了我能换回二斗粮食，一来能救母亲的命，二来我也捡得条活命，总比都饿死强。我回家将这个想法对母亲说后，她哭着说，决不去办这种事，再穷再苦也不能卖掉小儿，活要一块活，死要一块死。但我看到母亲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情况，便暗自下定了决心。我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山西陵川县吴家湾，找到给地主当长工的二哥说明了情况，叫他领我上陵川去卖我换取粮食，以救母亲的命。在我的说劝下，二哥认为这也许是条生路，便答应带我去陵川。在路上，二哥看我饿得走不动了，就上树扒点榆树叶让我吃，渴了我们就在路边河沟里找点水喝。从平甸到陵川有100多里地，我们赶到县城时天已傍晚，这时二哥在我身上插了个草标，以表示卖身。没钱住店，夜里我们就在街头露宿。次日早上，有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到我跟前看了看，向我二哥问了一些情况，随即领我去到他家中吃饭，吃的是玉米粥，我一口气喝了两大碗，一会身体自觉好受多了，也有精神了。那位买主叫来一位代笔的先生，写好了卖身契约，让我在上面签名按手印。这时他又感到不放心，提出必须在当地找两个保人。我们在此人地两生，哪里有人愿意作保?二哥与买主说了不少好话，人家还是不答应。就这样，我去陵川卖身救母的意愿未能实现。
1941年夏天，那时我12岁。华北太行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我们家被迫外出逃荒，大哥、大嫂和我三人去徐州逃荒。好不容易经过150多里跋涉到了新乡小冀火车站，把带来的旧衣服变卖后，所卖的钱只能买两张火车票。这时大哥很为难地对我说：“这可咋办?”我看大哥无奈的样子，便对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只好你和俺嫂走吧……”当时大哥给我一元日票，叫我在回家的路上买点东西吃。我目送大哥、大嫂上车走后，便开始往家赶路。我用一元日票买了一块做肥料用的花生炸油的麻饼，路上饥了便啃几口，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不停地赶路，行至薄壁村东天已黑了。由于山路不敢夜行，又没钱住店，便在村头一个小庙里安歇，强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刚晃亮，我又急忙往家赶，走到宝泉时，头昏眼花，勉强赶路，直到傍晚才赶回家。进屋后连叫几声娘没答应，到炕上一看娘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失声痛哭，母亲仍未苏醒过来。我赶紧喂了母亲几口水，不一会儿，母亲醒了过来。见我在她身旁哭，问了去逃荒的经过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边哭边说：“孩呀，回来好，娘以为见不到你了!回来好!今后咱吃糠咽菜，就是饿死咱娘儿俩也不分离。娘再不让你去逃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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