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惠及多数人的新农村建设
作者：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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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把我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考就教于大家。
第一个思考是关于发展阶段的判断——认为我们处在工业化的一个阶段上。
这是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是，任何内向型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只有外向型的工业化才可以通过扩展殖民地实现掠夺型的原始积累，内向型的工业化只能是内向型的积累，内向型积累就要有付出，谁付出呢？一般内向型积累的方式都主要是从农业提取积累，从农村提取剩余——就是农民的劳动剩余被转化为积累的来源，无论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或是提取农村税费的方式，或是集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只要在没有外部资源或外来资本作为积累来源的条件之下，必然是内部形成比较大的城乡差别。而这第一个思考，应该说是对于“原始积累阶段”的思考，任何工业化都不可能避免的原始积累问题。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被民国经济史称为民国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那时候大局甫定，早期的、清末的那种所谓制度变革的上层斗争已经完成，所以民国初年，精英阶层的共识是认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进入制度进步时代，主要是用西方现代制度和工业化道路来构建中国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以民国初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同时带动了农业的所谓区域化种植、商品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小农的生产和消费的商业化程度增加，导致农村迅速发生变化——跟我们后来1980—1990年代的情况其实有相似性。但也就在那个年代，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农村衰败、小农破产、流民的增加和农民革命运动兴起。
那今天我们又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期，其实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无论你以什么意识形态来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事实总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必然过程。
那么怎么办呢？早年知识分子中就有一批搞乡村建设的。后来我们到八十年代，“大包干”以后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懵懵懂懂，当时试验区的领导是卢迈，他当年就说，我们将来老了的时候，可以把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情，和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的做法作点比较。并且指示我们试验区办公室的年轻人去把北京图书馆早年梁漱溟、晏阳初他们搞的乡村建设的资料复印回来。他还说，咱们把这些资料在柜子里面放着，等有时间时再坐下来比较，看看这两代人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差异。这就是八十年代从事农村改革的知识分子当年的考虑。
到后来九十年代末期我不得不停下来，不再做试验区的事，重新到学校读书。分析既往经验教训以后，发现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发生的问题其实都有共性，那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不可逆，及其伴生的城市化的加速，都必然导致农村的问题日趋严重。于是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就有了把早期民国的乡村建设和我们今天的新乡村建设做比较的想法。我们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推进以中央文件为指导的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时候，就有如何借鉴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践，去搞当代的农村试验区，亦即，在当代如何开展乡村建设这样的思考。
二、三十年代搞过一次乡村建设运动，八十年代末期后又搞了一次新乡村建设。到后来，这个试验区办公室被撤消了，也就是被合并了。以后我们这些人就离开了，这些工作相对来讲就有所弱化，或者说是暂停了一段。再后来，2000年我被重新安排到国务院体改办下面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由于我长期以来是搞农村试验研究的，于是，这些事情又重新开始做。
这个重新做起来的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在座的这个邱建生。很多具体工作都是由他们这些年轻人干的，我没做多少实际的操作，不过就是提供了一个空间，年轻人可以去做事。我也不过就是帮他们把把关，别把事情做过了。
第二个思考，是全球化的影响。
在2000年以后重新开始做新乡村建设这个过程中间，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就更为清楚了。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要大规模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而且在全球化加速的条件之下，这种积累就不再是一个国家本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有一个如何把这种积累形成的财富向外转移的问题。
大家知道，19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到2004年超过70％，2005年已经超过80％。内部加剧提取积累并向外部转移的问题就越来越带有紧迫性：这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一方面被外国人当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大量的人没有消费能力；因而，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破坏所形成的财富，在全球化恶性竞争导致极低的价格条件下，多少万吨巨轮送到大洋彼岸，然后换回来的是一张纸——100美元的纸币的真实成本只有4美分。现在有人测算，每年我们通过实物出口给美国，使美国消费者享受低价格，政府享受低通涨，实际上中国人给美国的补贴是800—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在向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居民提供着消费补贴，向最强大的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而另一头，是我们自身的不可持续——资源、环境日益破坏，后代子孙几乎很难再维持这种发展。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已经演变成一种被刻意维护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另外，在这个阶段中迅速形成的一个富裕阶层，早已经完成了对国内产品的消费，基本上不再买国内的房子、汽车等等——国内的房子已经买了好几套了，现在不需要再买了——现在开始买长岛的别墅，买意大利当地制作的皮革制品，法国原产地的化妆品……大都是直接消费海外的真正名牌，而不再是国内的合资企业产品。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富人并不对国内的消费增加作多大贡献。
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这么辛辛苦苦地创造出的财富，换回来的外汇，部分地被这些占人口少数的富裕阶层在海外消费掉，一年有多少百亿，也说不清楚。有人测算，中国一年的外汇净流出将近一千个亿左右，加上直接向海外的最发达国家消费者补贴800亿到1000亿。这样里外里算账，我们当然是不划算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八千七百亿美元，又不能用于国内，基本上是投入在国际上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欧美两大资本市场，中国得到极低的回报——三十年美国国债的回报率才5％。这样，等于我们好不容易把东西送出去，得了点纸，这纸又送回去投资，推高了美国资本市场，导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所谓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能够超过80％。那就意味着发达国家不用干活，只需搞一个纸的循环，就能够使得它的GDP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只需要把握住印钞机印刷钞票的权力——现在发展到了电子货币的时代，连印钞机的印刷成本都省了，只要告诉发展中国家，你向我出口了多少个集装箱的货物，你在我的电脑里有多少数，敲进去就完了。将来如果不听话，制裁起来也容易，只要告诉你，在我的电脑里的那个数被扣留了。
这是太低的成本，太高的创建财富的能力！而这样低成本创造出的这个美元财富，可以买世界上的任何一切，包括买人——高层的人和低层的人都可以买。比如买伊拉克的军队的指挥官，三千多万美元的一个数，卖国者都不用见现钱，只告诉你在银行里有你这个数，那个指挥官的主力军队就不抵抗了，美军就长驱直入进入巴格达，就“解放”了伊拉克。谁解放的呢？不是在前线作战的美军，而是万里之外华尔街的美元真正打赢了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运作手段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上。实际上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物质财富的净流出。于是，发展中国家不再是一般的国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这个民族为了完成原始积累而造成农村衰败贫困。那是全球资本化以前的规律。现在则是几乎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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