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农民如何组织起来

作者：邱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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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两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的时候，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大概是：一群互不相干的美国人在路上遇上了一件事情，我们假设是山体滑坡了，这些人会马上组成一个山体滑坡处理委员会，分工负责，志愿协同来处理这件事情。托克维尔于是感叹：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去年我回福建老家的时候，正是农忙，乡亲们都在为农田用水的事情牢骚满腹，他们每个晚上都要守候在地里，生怕别人把流到自己地里的水给断了。我的家乡属山区，农田用水基本上要从几里远的地方引过来，分田单干后一个山坳里的几十亩地就分给了几十户人家，这几十亩地的灌溉只有一条干渠，遇上农忙，每一块田都要用水，每一个人都担心别人把流到自家地里的水给断开了，这样就出现了家家户户出动看守水的场面。我想起小时候自己还因为这水的问题与一个同伴打架的事，原来这种状况已经维持几十年了。这几十年中，因为这用水的问题，乡亲们之间又产生了多少的怨恨和斗殴呢。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似乎并不难，根据一些已有的经验，只要大家走到一块组成一个用水户协会就行了。我曾就此问过一些乡亲，他们也认为很好，但是紧接着，他会问你：“协会是好，但是谁来组织呢？现在人心都散了。”
　　这样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我们在河北进行乡村建设试验的农村，我们在开始发动村民组织经济合作社的时候，“谁来组织？”这是一个最常见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了：组织起来干什么？在经济合作社以外，我们又陆陆续续协助村民组织了文艺队、读书小组、妇女发展小组、健身小组、校外辅导员小组、科技小组等，这些小组均由村民进行自我管理。小乔是这些社团组织的活跃人物，她同时参加了其中的四个小组。前一段因公到海南，小乔在妇女发展小组的同伴惠如打电话给我，高兴地告诉我她们妇女发展小组的成员自发组织起来打扫村里的卫生以庆祝三八妇女节，她说：“我们是有自发的力量的。”她后面补充的话大概是因为我此前担心她们的组织缺少内力走不远而说的吧。当然，一些小组由于其内在发展力量尚未形成，当外力没有持续的时候，这些小组就会形同虚设。
　　那么，农村组织建设到底由谁来组织？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是农民自己来组织了，谁也不能包办代替。对这个答案，我深以为然。但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国的农耕历史演义几千年了，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于农村的组织建设呢？举上面我提到的例子，为什么乡亲们几十年了不能组织一个用水户协会来解决水资源管理的问题呢？所以在操作层面上，“谁来组织”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国农村社会经过几百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演义，已形成了非常稳固的内在结构，好像一块顽石，各个分子之间在观念上和行动上都互相牵制，确实很难通过其自身发生变革。变革的初始力量可能还是需要从外面来，不管是观念的输入还是具体的行动——这实在是很无奈的现实。那么这初始的外力都有哪些呢？它们的表现和可能的发展是什么？
　　政府的力量。乡镇政府基本上都有安排干部作为所辖村庄的联系人，称为“包片干部”，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与其所负责的村庄相关的，个别的还长住村里。照道理这些干部作为外力参与村庄社区工作，其条件是得天独厚的，但由于政府工作的惯性和惰性，这些人还真就只成了乡镇政府与村干部的“联系人”，工作内容除了计划生育和农村治安，不再有其它，除了与村干部在酒桌上碰碰外，与村里其他人基本上不发生任何联系，也就很难成为催生村庄其他组织发育的外部力量。这种状况是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很大浪费。除了逐步克服政府的惰性以外，可行的措施是加强对这些包片干部的培训，这种培训应该杜绝政府系统大而空的培训方式，而代之以严格的科学的系统的农村发展训练，使这些人成为真正的社区发展力量，让他们既乐于在农村与农民一同工作，又有相应的理念和农村工作方法。
　　企业。我在浙江走访了一些合作经济组织，它们无一例外地是由当地的龙头企业牵头组织起来的，企业老板也是合作组织的理事长，合作组织的办公地点也是企业老板的办公室。这种“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被认为很成功而广为宣传，但往往是，在这些组织中，农户的权益是虚置的，农户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组织的文化就是企业的利益，这里面没有任何诸如民主决策、平等参与、合作意识养成、社员的能力提升等之类的东西。在市场的初级阶段，企业或合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社员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随着市场的渐趋成熟，社员的利益就会变得没有保障。这种类型的组织就像城市里众多的半官方协会一样，对公民社会的发育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对于企业这一外力的认识，除了寄望于它的善心外，要在制度上保证“企业＋合作组织＋农户”这一模式中的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并且这种组织不应该只是纯经济的，还应该建立社员在文化生活上的联系。
　　社会力量。社会的志愿力量代表着创新和奉献精神，他们在发育农村的组织过程中应该是可以扮演非常出色的角色的，但有两个因素使这一力量在实际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其一是这一力量本身对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其二是很长时间以来大环境不鼓励农民自发组织的发育。现在中央明确提出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社会力量在发育农村各种组织的工作上将能有所作为，但这一力量必须与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则农村的社团生活定能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上面谈到农村组织的最初发动力量问题，它们活跃或沉睡于每一个乡村，这些最初的力量并不需要增加社会成本，只需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即可达成目标。组织建立以后的发展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组织建立后如何获得内在的发展力量是组织者和组织成员共同的挑战。
　　我们在河北农村协助农民建立起来的读书小组在目前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读书小组没有修成内力，在我们这些组织者无暇顾及的时候处于瘫痪状态。其原因，我试着这么来分析：
　　读书小组在最初酝酿建立的时候缺少科学的规划。当时我们协助村民组织了经济合作社以后，认为合作社成员应赶紧补上合作知识和理念的课，以形成合作社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保证合作社成员在经济诉求不能很快满足时，还有合作文化作为地基，所以每天晚上都组织上百位社员来学习，社员最初积极性都很高，但越往后越发现，那么多人集中一块学习的效果很差，社员的兴致也降低了许多，这样就想到在社员内建立不同的读书小组来开展学习。当时正值暑假，有不少的学生志愿者到我们村来，我们就利用晚上农闲时间，突击性地在几个晚上就建立了七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由两位志愿者带领。但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志愿者，大家都不清楚组织大家学什么，怎么来组织，社员的需求是什么，学习小组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有多少时间来参与等等。好像一个工程项目，你都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工程就匆匆拍板上马一样。以后学习小组在具体的操作中又有很多的随意性，包括内容、时间、人员等。
　　其二，读书小组缺少发掘和培育本土组织者的机制。由于志愿者的时间问题，七个小组中的四个小组在坚持学习几次以后因无人带领而停顿下来，另三个小组商量了每周集合一次的办法，以后这三个小组的学习又断断续续持续了半年多。但在这段时间里，组织者却没有利用机会把小组内的组织者培育起来，更没有建立组织的制度，小组仍处于自然状态。
　　其三，组织者本身缺少相应的时间投入和知识背景。这里说的知识是指“农村的知识”，所以组织者不能很好地进行带领。
　　其四，缺少适合农民阅读的书籍。
　　其五，组织成本问题。农村的组织，不管是依据国际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合作社，还是读书小组这类的组织，与城市里的NGO一样，也有一个组织成本的问题。城里的NGO可以通过申请项目基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农村的组织到哪里去申请呢？哪里有那么多基金为农村的组织提供成本呢？但农村的组织成本主要是时间成本，通过发掘和培育农村本土的志愿力量是可以部分克服这一问题的。
　　以上的分析一样地适用于农村的其他组织，如文艺队、妇女发展小组、老年协会、健身小组、环境卫生小组等等，这些组织要获得发展的前提是由有公共精神的村民形成组织内生的力量。
　　
　　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暴民”相互演进的时代可谓是连绵不绝，就是没有一个公民的时代，其原因只有一个，即农民与公民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直到现在也鲜有人跨越过去。为什么几千年的时间演进，我们都跨不过这道鸿沟呢？我将之归结为农民从来就缺少民主的团体生活，有的只是与皇权体制相应的宗族或类宗族生活。由于缺少团体的生活训练，人们的合作意识、平等观念和民主习惯也就无由养成，而这些精神是公民社会的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说，进行农村的组织建设，使每一个村民都有社团的生产或生活，无疑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邱建生，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儋州实验区负责人，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