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重建另类生活如何可能

作者：雷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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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夏天，乘到泰国开会的机会，我访问了出曼谷西北五百余公里的几个乡村建设中心。那些所见所闻说来其实也极平常，很多都是我们曾经极熟悉而弃之如敝屣的，但却给了我很多的启迪，让我看到了跳出在理论上追求普遍性意义，从整体上思考上述问题之外的思考、实践的方式和可能，看到了开启另类教育和生活结构的必要。现实生活并不为理论而生，相反，真正的理论是为现实的。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泰国早在197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就已深刻地卷入全球市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近代以来的泰国社会以市场和私有产权为核心来组织和建构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曾给那里送去共产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的泰国，也没有在制度上实行过社会主义。公有、集体，革命、激情等等大抵也只是年长者记忆中19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期的遥远“他者”。但我们却在那样的乡间见到了当代中国久违的集体农庄，看见了农户自发的自助合作。他们相互连接，合作培育和保护森林，修建池塘，开挖沟渠，组织农会，发展集体经济，在几个村落之间建设粮食收购加工厂。6月的曼谷西北，闷热而干燥，半个月没有下雨的农庄并不是很有生机，缺人力更缺资金，不少地方甚至还有些破败的样子。然而，我们感到，所有农庄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很有信心，觉得再困难也要坚持：当世界为市场和资本的大潮所席卷留下一片洪荒之时，这是唯一能搭救他们的诺亚方舟。——这是他们血的教训。几个不同地方的农庄和农户合作组织各有特色，但总体来说，他们的作为和追求大致类似，自己培育稻种，依靠祖上留传的和各人在田边地角劳作的经验来试验、选择不同的树液配置环保的生物杀虫剂，以土法制作生物有机肥料，不为大资本的粮食收购公司一时的高价所动，照顾乡间的粮食收购合作社的生意……博识的人们或许要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早就玩过，太原始了，历史已经证明它行不通，更不用说要以它来对抗资本主义了。确实，所有经历过1950到1970年代任何一个时期集体生活的中国人对这些都再熟悉不过了。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深刻地证明这条道路失败的过程。然而，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集体经验是革命之后的激情和路线的选择，泰国农户的实践却源于他们现实生活的惨痛教训，源于他们艰难时世中的生活需要。
　　据同行的泰国朋友说，这些农庄虽然不少建立了二十几年，但真正壮大和展现出它特殊意义的还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日子里。他表情复杂地告诉我们，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跑在泰国大中城市里的奔驰车，走在泰国乡间的丰田农用车是世界上第二多的。金融风暴一来，汽油涨价，失业上升，经济迅速衰退，人们收入锐减，不少人背着沉重的负资产，当是时，曼谷街头废弃的奔驰车和泰国乡间废弃的丰田车到处可见，雍容美丽的湄南河上时不时漂过闯不过艰难生活的自杀者的尸体。金融风暴摧毁了资本主义市场运作下的泰国经济，也将泰国农民从依附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美好憧憬中打回原形。在市场和大资本的运作下，为了大规模经营、节省劳动力、获取更高的产量，农户祖祖辈辈手手相传的耕作方法和种子被遗弃。秧苗也不是人工或机器栽插，而是直接把种子撒在稻田里。除草不再需要人工，而是撒除草剂。季节到了，不用也不能自留稻种，而是采用种子公司提供的杂交高产稻种。如此三季五季下来，他们除了依靠种子公司提供的种子过活别无他法。泰国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虫豸易于生存而且繁殖很快，杀虫成为农户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杀虫剂的效用、价格又成为卡住农户脖子的另一只手，紧随其后的还有长期使用化学制剂杀虫而造成的抗药性以及后果难以预料的环境污染问题。大规模种植所需要的化肥要从大资本控制的化肥市场购买。收获的季节，本地资本不足的粮食收购商受到外来资本的挤压退出粮食收购交易市场，收购价格为几个少数收购公司所控制，较好的收成不得不面对“多收了三五斗”的困局。在资本和市场的多重控制和压迫下，他们被动地受制约的程度可想而知。经济尚好的平常时节尚可应付，金融危机一来，他们便连最简单、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也难以开展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一直坚持自己另类经济的农村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体现出了难能可贵了的力量。他们合作开渠引水，修桥筑路，分头试验各种不同的稻种和耕作方式，开办农民讲习班交流经验，自己组织粮食的仓储和加工，在资本主义大资本的市场生产和消费逻辑之外顽强地寻找生存空间。虽然同样资金受困，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却得以开展，所受的打击也相对较小，联合农庄的集体优越性开始体现出来。在此后的两三年里，远近一千余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他们发展集体经济，选举成立农庄公民委员会，形成共同社区经济管理机制。从我们的参观访问中可见，政府对该地区的治理也非常倚重依靠这一组织。同行的泰国铢拉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意味深长地说，所谓危中之机，这大约应该算一个。
　　19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三十户农民的承包责任制为肇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以逐步离析集体经济、削弱集体和国家对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为代价，消解集体和社区的管理和制约能力，来壮大私有经济的。从此开始，自我、私有的概念从经济领域开始点燃个人的欲望之火，迅速烧尽了集体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的有意义和价值的部分，也排斥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和人们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多种可能性。当代中国重新展开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旅程。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有活力的当代中国思想，从经济到社会、文化、文学等领域都几乎不加反思地配合了这一历史过程。集体概念的崩解和个人观念的崛起与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一路同行。与此相应，整个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产生和发展出一套现代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等。今天，当中国的社会形态被世界市场吸纳进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在个体解放中释放出来的力量和血液终于被“市场”抽干，造就难解的“三农”问题。
　　经过二十年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挤压和排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经验和生产方式，在观念上，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主宰下已经成为完全负面的东西。当现代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全面展开，它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和困境深刻而复杂地呈现出来时，当代中国思想试图回想、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经验，从中寻找社会主义经验中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力量。今天，这样的回思和总结无疑是必要和可贵的，但如果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和经验，放在与作为概念的私有、市场的对抗上，其力量和意义是有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它具有革命性的在地实践。否则，我们有可能还没有从一根绳子的绑缚中解脱出来就又被绞进另一根绳索的绑缚中。当代中国社会既缺乏重新回到农村的在地的实践，在理论上又不能走出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当然就难以获得从根本上将“三农”问题拉出困局的可能和力量。
　　在几个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发展出来的泰国农庄的考察中，我还看到了它们不同程度的凋敝景象。那情形一如我们曾经熟悉的197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集体农庄，不缺乏理想主义的想象，不缺乏现实生活的必要性，而缺乏人们期待中的生机和活力。在与那些农庄的主持者们交流时，他们都谈到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农村，而是选择去曼谷或者国外做工。没有年轻人自觉自愿的参与，农庄经济的自我造血功能不足。这情形其实提醒我们思考，在当下人们对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的想象中，在今天市场交换机制主导下的社会结构里，仅有对于某种危机的忧思和排拒、理想主义的知识热情，而缺乏某种社会再生产实现可能的考量，人类理想的生活图景又如何可能呢？最近几年来，有很多乡村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各地展开，但如何让理想的蓝图在与现实的协谈、战斗中仍然展开它社会再生产的可能和活力，已经成为人们必须直面的巨大问题。
　　对未来社会怀有怎样的想象，选择怎样的生活，牵涉到我们对人、社会、意义等等的理解，因此就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观念问题，更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与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而如何达致人类理想的社会图景，更是一个艰难的旅程，它要求我们把自己放到反现代性的实际工作中来，而不是局限在现代、后现代的理论里打转。泰国几个农庄和农村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走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性的现代理论逻辑，重新思考、组织、建构、实践合乎自己的生活理想，将有可能回到人、社会之所以为人和社会的意义本身，那些被现代、发展的意识形态所异化的东西有可能得到矫正。
　　雷启立，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苦境故事》、《上海！记忆与想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