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精神生活的贫困
作者：倪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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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考的问题是：三农问题是不是仅仅是解决农村生活贫困的问题？从我个人所读到的一些文章来看，很多都是偏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呢？我想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在读王晓明先生的《L县见闻》（《天涯》2004年第6期）的时候，有一点是感触比较深的，在这篇文章末尾，他指出：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同样也是最近二十年来文化变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考虑三农问题的时候，也许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或者制度方面的因素，有些方面，特别是文化方面，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根据我的粗浅的观察，我觉得现在农村的问题，还不只是在于农民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他们精神生活上的贫困同样严重，同样值得关注，我甚至觉得相对于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这种精神生活上的贫困更加触目惊心。昨天有人在谈到贵州农村的问题时，说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也许跟上海郊县二十年前的状况差不多，但是那里的伦理道德水平和当年的上海郊县相比却差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现在农村的精神道德水平确实是下滑了不少。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精神生活的贫困化并不是因物质生活的贫困化而起的，在比较富裕的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在这方面，我的老家江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江阴在全国的县级市里面，经济发展水平是名列前茅的，曾经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江阴的华西村更是名闻遐迩。八十年代的时期，学界曾经热烈讨论过“苏南模式”，所谓的“苏南模式”就是以乡镇工业为依托，开辟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江阴就是“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江阴的乡镇企业发展非常快，很多农民都进厂做工，有不少甚至开办了自己的家庭小工厂。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乡镇企业由于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原因，加上适逢向私有化转制的特殊时期，曾经遇到一些困难，但近几年随着境外资本的进入，这些规模并不大的小工厂似乎在全球生产体系里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比如许多服装厂就是为一些国际名牌服装代工的。所以，总的来说，江阴目前的经济状况还是很不错的，农民因为可以进当地的工厂做工，收入还不坏。即使是年纪大一点的妇女，也能在工厂找到活干，剪剪线头什么的，活并不累，每个月也有七百块钱的收入。如果再年轻一点，又有技术的话，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的一个堂弟是一家私营化工厂的高层管理人员，每年收入有近十万 ，相当不错了。那么是不是在江阴这样的地方，三农问题就不存在了呢？他们过得挺富裕嘛！但是在我来看，这里面问题还是很大。江阴的农民虽然物质生活上没有什么大的匮缺，似乎挺满足的，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我觉得是非常的贫困。据我观察，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还是很空洞的。工厂并不是每天都开工的，常常是有生产任务才开工，所以农民们有大量的工余时间。因为无利可图，很多农民都已不再种地，宁愿把地荒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更加空闲了，唯一用来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就是打麻将。像我的一个姑姑，就开了一个麻将馆，两层楼面摆了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收五块钱茶水费。每天从早到晚，来打麻将的人络绎不绝，晚上几乎爆满，生意相当不错。她就靠着这个麻将馆，也不到工厂去做工了。我问村里的农民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手里有点闲钱，不用累死累活地干，搓搓麻将，来点小输赢，好像活得挺滋润的。但他们总是回答说：“哎呀，也不是的，反正也没什么事做，不搓搓麻将又能做什么呢？”这让我感到，即使在像江阴这样的富裕地区的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也还是比较贫乏的，有点无聊。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虽然不能判断他们是否活得幸福，但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其实并不是那么满意，他们一样会抱怨物价涨得太快，尤其是小孩的教育费用太高。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从社会方面来说是治安状况比以前差了很多，诈骗、偷盗之类的事情已司空见惯，人和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感；从个人家庭方面来说，是担心自己家里人发生意外事故，比如生个大病什么的，那样的话，就可能使家庭经济产生危机。还有一个也许并不是很明显但很尖锐的问题是家庭内部的关系还有邻里关系和以前相比也有一个急遽的退化，年轻一辈的农民有不少都沾染上了不良习惯，吃喝嫖赌，追求享受，老一辈的就有点看不上眼，所以常常引发家庭内部冲突。邻里关系基本上已经变成利益关系，热心人越来越少，以邻为壑的现象也不鲜见。所以在我看来，维系农村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已经瓦解了，说得严重一点，是几乎完全崩溃了。这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以前我们常常说“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在乡村社会里，是存在着一套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价值系统的。在乱世，乡村社会的这套稳定的价值系统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社会重建的价值来源，因为这套系统里面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刻理解。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农村社会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这样一种价值资源了。那么现在主宰农村的是什么呢？是哪一套价值系统？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同贺雪峰教授的说法，他指出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农村，确实是这样。这种消费文化现在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宰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尤其是农村里的年轻人的头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是消费主义的奴隶。比如我的几个表兄弟和堂兄弟，就是这种人。虽然赚钱不是很多，但抽烟却要抽二十块钱以上的烟，吃鱼呢要吃海里的鱼之类的。很奢侈！他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跟老一辈比，差得实在是太大了。
问题就出在现在的年轻一辈的农民除了追求享乐外，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精神追求。但是二十年前的情况似乎还并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恐怕是和社会制度上的变革有关系。张炜在早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猎伴》，那里面就已经透露出农村精神生活将面临滑坡的潜在危险。从这篇小说看，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村青年似乎还是有理想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用劳动来改造农村，所以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像其中的主人公大碾，他和一帮有热情的青年们一起把原来横行乡里的村长赶下了台，为村庄将来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准备重新整治水利，发展工副业，但是美好的蓝图还没有付诸实践，上面就强制推行承包责任制了。一切计划都泡了汤。随着农村生产组织的解散，劳动不再是集体性的活动，而成了每家每户自己家的事情，而与这个集体生产形式的瓦解相伴而来的是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的瓦解，之前还有夜校、识字班、青年演艺队等组织吸引年轻人，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感受到农村集体生活的美好和谐，但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他们被束缚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因为原来集体拥有的拖拉机、脱谷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被变卖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活变得更加繁重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集体文娱活动了。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瓦解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精神生活变得无所依凭、变得苍白了，陷入到一种空虚无聊当中。像大碾，他当上队长后，本来想大展手脚好好干一番的，后来推行责任制之后，他觉得反正没他事了，就种种地，剩余的大量时间没办法打发，就打猎去，精神上有了苦闷。另外一个也许更严重的后果是，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这种私欲化的、利益化的农民主体，对农村社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当农民成为一个单子式的利益个体时，农村社会怎么还会有凝聚力呢？它必然是陷入到一盘散沙之中，而随着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管理职能的退化，农村社会的凝聚性只能是更加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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