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秋华与冬雪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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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感到特别的心沉意静，便知到了最好的读书时间。
在这样的感觉里，这一回该遇上怎样的一本呢？在网上徘徊着，不觉吸引我步步陷入的，是革命的先驱者瞿秋白。我很快读了进去，虽然未做钻研和深入。仿佛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前冲的姿势——拖得太久了，对我来说，已是该重读革命的时候。
1
秋白，秋之白华，在肃杀与丰饶的秋天的、不在和象征的白花。
他的意象，给人一种清冽的感受。
大概谁都觉得，读他的文字，需要读者的某种成熟。但是成熟，却是个很暧昧的标准。应该说，他的文字，期待着一类成熟而并不世故的读者；他的行为，也等着一种敏感而绝非懦夫的同志。
因为瞿秋白的文章做人，于散淡慵倦之间，藏着一根遮蔽的骨头。这一条骨头未同小可，它是中国文人常常不得遗传的“大义”。
饶有兴致地读着网上的议论，满版对《多余的话》的激赏，一面不禁引我共鸣，一面也使我觉得网上作家们多少忽略了上述骨头。
《多余的话》，它是对中国道德、对党与个人的一面魔法之镜。我一直想，或许它更多地并非映现了瞿秋白，而是映出了一代代不同环境思潮里的、中国人的心理。它真实得令人震惊，它又矢口否认真实。他如他的好友鲁迅所说在血淋淋地解剖自己，他又不节制地放纵言辞而掩饰自己的本音。由于历史对阅读的钳制，由于那倾吐一快的剖露自白的魅力，很多读者在感动之中陷入了误读：人们迷醉一介书生的色彩，而忽视了——瞿秋白的共产主义者的本质。
是的，他是一个纯洁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成员、而且阴差阳错地是这个党的第一负责人而苦恼；虽然这巨大的苦恼，使得他发泄般地写下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话！
为他的华章打动的人愤慨批评：自有政党以来，无一个党首或者党员，能如瞿秋白那样解剖自己！确是这样。但若这种批评于不假思索之间，以文人否定了战士、以文辞之技贬低了社会斗争的话，这批评就没有脱离小人之心的低级趣味，它跳跃而不高，难度君子之腹。
也许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他每逢遇事，便显示出不惜身的气质。
当穷党被屠戮之际，他不犹豫地支持李立三起义南昌的决断。不仅一件，是瞿秋白而不是别人主持了发动秋收暴动的“八七”会议。
他虽有优柔的爱文倾向，但决非缺乏做人的烈性。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话：一次暴动胜过百万书报。他为鲁迅杂感写的长序，尖锐淋漓不让鲁迅。既有俯瞰着时代的视野，自无暧昧或强辞的小气。我猜它将会成为最好的鲁迅辩护词。还有那首诗谶般的小品，它真宛似为今天而作：“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
新名士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是要解放么？不是人性第一么？老外不就是这一套么？他们和前述为秋白华章打动的人不同。他们乃是秋白及鲁迅毕生与之抗争的一类。只是资质不逮，他们总是不能醒悟：大手笔的文章，常做在天下兴亡的题目上。他们不懂——“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并非如他们的造句，不懂那远非只是词藻的堆砌。他们死也不信：优雅的趣，温柔的韵，并非自私与下流。他们对《多余的话》的鼓掌是可笑的；因为《多余的话》写的是革命，它痛苦地掩饰着失败志士的心情。正是这些话，透露了瞿秋白的——不惜身的心理倾向。
这是他埋藏最深的心理。
也许，这也是革命的埋藏最深的遗产。
读着《多余的话》，心中的感受奇特难言。这篇作品湮没了三十年，出名却是在文化革命当中。寻找叛徒证据的学生，当然读不出文章的表里曲折。
他的声音摧毁般震撼着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撕碎般的快感。如此的剖心吐哺，指示着另外一个方向。对于中国人来说，阅读和理解所间隔的半个世纪——未必已经太长。不仅要等一代读者、一个民族长大并成熟，不仅要他们具备了待人的同情甚至有了人之将死的善意——不，不仅这些，必须等历史的巨轮把人再一次推到瞿秋白的处境，在理想、现状、革命、自我之间选择和痛苦的时候，阅解和理解才能成立。
他对于政治的本能厌恶，甚至可说是过敏的心理倾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规避政治的取道，以及潜伏其中的心理，如今只能在一些巨星歌手完全私人的行为中，才能偶见皮毛了。以一篇绝命词，他把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共产主义信徒的心理，剥析得淋漓滴血丝丝入微。我读得心情紧张。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篇人的宣言；但我想它揭示的，只是少数人的特例。他只道出了：一些真的主义的虔信者，在悖驳与血污之间的纠缠心事。这篇苦痛的剖吐，是失望更是希冀，它控诉着中国粗糙的思想，针对着血腥的政治和空洞的文化，孤独地喊出了自己的否定。
他说，他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但是——
“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
这里，似乎是一笔《多余的话》里的多余的话。他对“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的兴趣，他因“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理想社会的想象而感到安慰——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在没有异化的先贤心里，革命是一个清晰的方向。这方向是一种信仰——世人嘲笑的正是它。而偏偏唯此一点，使他的追随者喜出望外。
时代无情，总是牺牲它最优秀的儿子。风吹过，掀乱了书页的纸。在掩卷之后，复杂的心里，升起着对革命的怀念。
秋之白华，如一帧画。我为这样的美感吸引，久久不能释怀。由于那么多的背弃，由于那么多的揭露和丑化，渐渐很少有人再把共产主义与美相提并论。开口诉说革命，简直就是为历史的罪责出头自首；诉说革命，已经需要重压之下的勇气。但即便如此，即便批判和揭露建立了雄辩的强权，我仍不能——那清高的美，纠缠得我不能摆脱。
甚至，我总是清晰地从中捕捉到了古代中国的烈士之风。那种布衣之士的、那种弱冠轻死的痕迹，从少年时代就留在心里，不肯磨灭。百年以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之际，我愈是沉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感。
它就是秋之白华。说不尽它的意境，就如古代的抽象。
2
花草凋零之后，白雪遮蔽四野。若想为瞿秋白寻找一个媲美的伙伴，若想让这样的遐思接续下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顽固地想到杨靖宇。
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吸引了我不知多久。
也许是因为戴着红领巾的少年时代唱过的一支歌？因为那时就想象过的深雪皑皑的白山密营？或者因为我也如同追兵，随着雪地上的脚印，想象着一个叫作三道崴子的小树林，想象着他最后的竭力奔跑？
他并不应答，双枪回击。垂死的他，又使关东军的讨伐队一死四伤。左腕中弹右手持枪，直至绝命的时刻。
也许我只是感叹他的年轻，为着他一死殉国时，仅仅三十五岁？
从上小学时我们就读过，当关东军解剖他的遗体时，只见腹中满是树皮棉絮——而关于他的头颅是后来才读到的：关东军把杨靖宇的头切下来，送到满州国的“新京”，今天的长春。这颗遗首，在解放后被找到，据说浸泡在药液里的脸上，冻黑的伤疤新鲜如初。
方军著《我认识的鬼子兵》写到了一个名叫金井的日本人，这个人是见过杨靖宇头颅的日本老兵。他说：“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死了还站立着，他是一种精神。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愿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说完老人立正站起，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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