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现实世界，诗人何为？
作者：凌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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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既不想贸然破坏创作本身的规律和纯洁——没有把握在创作中敏锐准确地体现道德感，而现实的许多问题又让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至少还有一种不那么痛苦的选择在等着你——向桑塔格学习。用文章迅速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施加自身的影响力，但决不在创作中轻率地挥霍道德感，以降低自己小说和诗歌的艺术水准为代价。在人类的历史上像桑塔格这样的作家有悠久的传统，比如左拉、吉普林、萨特，自然也包括中国的鲁迅等等。他们在写小说时严格地遵照小说的美学（自然其中不乏某种更内敛也可能更诚实更具有灵活性的道德感），而他们写文章则是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道德主张。如此，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散发着道德光辉的公共知识分子。可是同样让人遗憾的是，这种看似稳妥的方法，中国作家也极少采纳，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迫切的愿望去写那样的文章。自然你不能为作家们制订任何强人所难和不可妥协的道德守则，规定他们应该有什么兴趣或不该有什么兴趣，但一个国家作为复数的作家长时间对最敏感重要的问题（不是指上述三个事件）集体保持沉默，那只能说是可怕的事实了。
回到文章开头中国诗人针对三个公共事件的写作，不仅在作品质量上不能令人信服，退一步说他们所倚仗的道德力量在我看来也是可疑的。三批诗作所持的道德立场和中国社会的或者说官方的立场没有明显的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立场就失去了原本该有的道德张力，最终变得轻浮和有几分投机之嫌。我这样说可能会激起众怒，一些诗人会说我那样写是由于受到良心的驱使，可是对良心的（尤其是自身良心）省察和残酷的剖析不正是作家诗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吗？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被某件事唤起了激情的时候，所有追求诚实的诗人都应该仔细瞧瞧这激情本身是不是能经受住推敲，而不是贸然听凭激情的驱使。我真正要说的是，在中国有更多需要诗人们展示道德激情的地方，但是那些为远方的战争和死去的孩子而激动的心灵却绕开了它们，原因仅仅是你所持的立场可能和主流立场是相左甚至是不被允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的这三次介入写作在道德意义上甚至远远不及朦胧诗，尤其是北岛当年的诗。
前两年北京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据说拍摄手法很幼稚，影片中几次出现漫天大雪和一块白纱巾在蓝天中飘舞，显然缺乏经典纪录片的那种客观和冷峻，可是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却撰文为之辩护：“林昭这样的英雄及其业绩太值得记载和加以传唱！仅凭此，这部影片就成功了一半。”我同意她的观点（尽管我知道我正在向道德投降，是感情用事），可是我看到的这几次介入式诗歌却并不享有这技术上的豁免权，因为他们介入的地方总体上来说太安全，如果按照某种更严谨的道德标准看，他们的介入仍然是避重就轻的。
无论从语言还是道德的立场谈论诗歌和现实的关系，都会多少显得机巧，最高明的诗人用诗句反而能总揽其中一切的玄妙，而且是那么优美和谐，请听荷尔德林的声音：
待到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哑默无语，茫然失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凌越，诗人，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诗集《虚妄的传记》等。
自杀路上的小文人诗歌
谭克修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诗歌的年代。在芒克、北岛、多多、舒婷、顾城等引领下的今天派诗人带来了现代汉诗的狂欢，使诗人成为1980年代的光荣人物，不管是文化领域的还是在民众视野的。这样的美景真好，可惜转瞬即逝。《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算是诗人们最后的晚餐。
从时间上来看，1986年的两报大展，把第三代诗人和后现代诗歌美学同时推向了诗坛前台，却又让他们以及后来的所有诗人同时消失于民众的视野。二十年过去了，人们关于诗歌的话题，涉及到的只有两个事件：海子和顾城的先后自杀。直到诗人动用了死亡，才让人们突然想起：这个世界上除了克林顿、比尔·盖茨、本·拉登，以及体育、影视明星之外，还有一种人叫作诗人。显然，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死亡而不是诗歌。因此，我看到自杀的并不是海子和顾城，而是所有健在的诗人。他们正抱着自以为是的小文人诗歌集体走在自杀的路上。
在埋怨普通民众、文化界乃至于文学界对当代诗歌的整体漠视之前，先来看看诗人们面对的无边现实是什么样子？——过去的二十年，国内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型时期。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在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在向城市社会转型。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交融……这一切，交给诗人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复杂而混乱的现实？那么，诗人们呈现给我们的又是一个怎样的现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拨诗人将“Pass北岛”当作兴奋剂，在西方语言哲学的压力下玩着各种新奇的语言游戏。1990年代初中期，一拨诗人被死去的海子领进麦地里迷了路，寻找他们遗失的近视眼镜，齐声歌唱土地、家园和灵魂。1990年代后期，诗歌语言的翻译语、书面语和口语之争，成为整个诗坛最了不起的大事情，引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打了一次大规模群架。二十一世纪以来，基本就靠虚幻的网络诗歌和各种急功近利的命名，维系着诗坛表面的热闹气氛了。这就是诗人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干的事情。
诗人们对泥沙俱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熟视无睹。迟钝的目光迷失了方向，敏锐的目光瞄准的是诗歌内部的利益：如何掌握话语权，以挤进各种档次的诗歌史；如何获得仅有的几个汉学家的青睐，以混进国际诗歌市场。在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当代诗歌是文绉绉、软绵绵的，是不及物的，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是不在现场的。数以万计的诗歌写作大军中，就靠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极少数个人写作，主张“反文化”、介入社会的“莽汉”主义，温柔地坚决反抗的“撒娇派”，让诗歌关注肉身的“下半身写作”，提倡贱民思想的“垃圾派”，充当着绑住小文人诗歌软骨头的石膏板。这未免有点过于幽默。
当代诗歌和现实脱节的本质原因，与诗人身份被这个社会逐渐边缘化的现实有关。他们由于对诗歌过于痴迷而偏废了更为重要的社会生存技法，他们已经基本被排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乐于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文人生活，做着传统文人的美梦。他们相信，诗人是这个社会唯一的神灵、英雄和精英。他们需要面对的就是镜子里的自我，被劣质酒精醺得不省人事的自我。他们也写现实，就像他们在浴缸里操练游泳。他们也可能在社会上干些不算太坏的事情，诸如偷鸡摸狗、尔虞我诈、欺世盗名、骗财骗色，但一回到诗歌，就会清一色地露出假模假样的悲悯情怀。他们也写自怨自艾的卑微日常生活，但更喜欢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话——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来弄虚作假” 为唯一的圣旨。因此，他们已无需关注生活本身的真实，而只关注叙事手法是否符合某种流行腔调。
他们想写出新诗、混出更响亮的名声，就必须长时间在书房里徘徊，在案前冥思苦想，喃喃自语地吟唱，在网络上和熟人或马甲们打打招呼，互相吹捧或者对骂。他们的全部精力，需要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上，在口气、语感上，在形式和修辞上反复折腾。他们以为凭借《病梅馆记》提供的现存的美学，就可以完成所谓语言、形式的历险。他们唱歌跑调，却自以为在诗歌的音乐性上是天才。他们在题材上有着传统文人的洁癖，单调的生活又让他们无话可说，所以成天在小圈子里、在虚构或现实的讲台上谈论着“怎么写”，琢磨着怎么对自己贫血的诗歌进行玄学般的阐释。他们善于将席梦思上的一个恶梦描述成人类面临的普遍精神境遇命题。他们的诗歌一直在进行着个人精神的无边无际的梦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