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人文思想的实践或消费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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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和思想出奇地丰富，一切应有或不应有的知识都汇集在我们的思想空间。有些思想出奇地革命，出奇地激进、偏执或深刻。无论怎样，这些思想都几乎不再有害，有害的思想不再有害，有益的思想也不再有益。知识失去了与行为的联系，思想失去了现实作用。就像色情和性行为不再危害社会结构一样，相反，它们已经非常受欢迎地被纳入了消费社会的结构。而今知识的生产、复制与传播也被纳入了消费活动，人文知识被实践的可能变成了被消费的现实。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所启动的“实践哲学”重新沦为智慧的快乐。从“文革”结束直到1980年代的后期，知识总是与知识的实践相互联系，知识的改变或更新总是牵动社会实践的革新，思想总是与行为相关，它影响行为。时至今日，在回顾中我们很难说1980年代的人文社会思想比今天更加开放还是封闭。就知识来说，显然不如1990年代以后丰富复杂，然而就思想的社会功能而论，似乎又是今天不可企及的。无论官方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媒介和半官方发起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讨论，还是学界的人道主义、个性和主体性的讨论，以今天的理论眼界看，当时的理论几乎是比较肤浅的、单一思想和单义性的，但是这些并不深入的理论从体制的和学界以及民间的渠道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与体制又无时无刻不在监控或干预这些思想讨论，思想风格或思想方式甚至也是危险的，或者具有威慑力的。因此，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讨论的单义逻辑可以容忍在现有知识框架内的激进言论，而自觉或无意识地排除不同的思想风格，歧视形式主义和不宽容复杂的思想方式。在这一方面，1980年代在思想方式和知识领域又是十分封闭的。也许，这是人们过于关注思想或知识的实践价值所致？
思想、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被后来发生的事情魔法般地斩断了。思想、知识与现实的有机性消失了。到了1990年代，人文知识与思想开始被清除出局。对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知识与思想仿佛是不在现场的一样。现实世界和经济世界开始独立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运行，就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权力不受有效约束地行使，转换为资本或出租给资本，权力与资本结成了可靠的强势联盟，牢固而有效地控制着这个世界，以致于人文知识与思想从大敌当前草木皆兵式的虚构的政治力量退化为无害的语言游戏。1990年代以来的思想与它在上一个年代的情景魔法般地倒置过来，常识性的思想讨论消失了，同时具有介入意义的思想也被有意无意地漠视，相反，思想的风格化，特别是人文知识的专业化被容许甚至被制度性地加以鼓励。随着大学学科的发展规划，人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和行业性的术语成为从事人文知识领域活动的资格标识，加上特殊的行会性的专业杂志认证，学术资历和专业身份要求，以及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日益成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社会里的职业谋生方式，这些加剧了人文知识的体制内循环，同时，它也是使人文知识日益变成一座孤岛的监控策略。
许多激进的思想，许多革命的思想，许多批判与颠覆性的理论，曾经震撼世界的激扬文字——它们并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并且被学院人进一步研究，被复制和重复，但它们所批评与革命的对象也同样保留了下来。有些思想的功能消失，是因为这些思想在历史中取得了胜利，比如对宗教的批评，对族权压制个人自由的批评，对性压抑机制的批评，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思想随着它自身的凯旋而被纪念性地保留下来，在它获取成功的纪念性的殿堂里被膜拜，被封存与隔离起来。也有些思想理论因为在历史实践中的失败而保留下来。它们被证明是思想的乌托邦或者意识形态的幻想，或者更加糟糕，是人类精神的癫痫发作被隔离与封存。现代社会给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历史效果的思想，只留下了一个狭窄的学院空间。而学院就是思想的一个博物馆或者展厅，甚至是思想的墓地。在知识与思想的展示窗里，通常作为舶来品的新知识时尚各显其风采。在这里思想从它的能指到能指进行符号化的活动，而社会这个思想的传统的实验场地被一种绝缘性的物质隔开了。这就是目前思想活动或精神生活的状况：各种思想只被允许进行思想的自我复制，而思想与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的纽带已经十分微弱。现在，思想与知识狂欢的前提是，思想不再作用于历史进程，不再作用于社会实践，甚至不再作用于知识人自身的修养。后者本是传统人文知识的主要功能。只要不是作用于历史实践的思想，或者说由于这些思想不再具有影响社会实践的功能，所有的思想传统和新的变种都在有限的圈子里得到了鼓励，被纳入学术生产与传播机制。这些知识可以被加以马赛克式的拼贴游戏。这些曾经激进与革命的批判思想都进入了自己的巴洛克化时期：繁复、复杂和具有装饰性。
如果说这样的判断是简单化的结果或是悲观观察的话，如果仍然能够感受到思想对社会的作用，那也是某些解释性的思想，而不是立志改变世界的思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无意识中已经恐惧那些立志改变世界的人。如果我们谁也不愿意再到那些立志改变世界的人所创造的乌托邦中去生活——真的，他们曾经创造了这样的世界，我们曾经噩梦般地生活在其中长达半个多世纪——那么我们也就不再对改变世界有真实的热情，我们也就不该投身于这样的事业。或者，也许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启蒙到这样的时刻：它不再需要思想为它立法，常识性的知识、新闻水平的知识和生存的基本现实感，特别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计算，就已经足以让人们据此进行立法或做出生活选择。而那些超越了常识、时势、利益计算的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浪漫主义或政治的美学化。
是否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感被塑造成了看似乐观的“历史的终结”的预言？因为你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了，所以就把这种状况描述成一种历史的终结。不仅是富裕国家的乐观主义，无论如何还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浪漫主义和政治的美学化不名誉的历史实践加剧了“历史的终结”感。一个政治浪漫主义的知识集团因为抢占历史的制高点、抢占历史的未来而过早地透支了人类的未来。因为希望未来早些到来而使未来以恐怖的面目来到人类的面前。就像童话中心急的情人在不该窥视的时刻无意中将心上人变成了妖怪。
比之这样的向未来施加魔法的知识实践，历史的终结既非宇宙灾难，也不是生物性的灾难。自然世界和生物世界一如既往地存在，历史的终结只是意味着作为历史的主体——创造自身历史的主体，和那种可怕而剧烈的创造行为——即战争与革命行为的终结。它意味着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的“大写的人”的消失。乔治·巴塔耶引用一位黑格尔研究者的话说：“在历史终结处，人的消失——不是一个宇宙灾难：自然世界仍旧永恒地保持着它的原样。同样地，这也不是一个生物性的灾难：人类仍像动物一样地存活着，后者同自然、同既定的存在物保持和谐一致。严格地说，消失的是大写的人，换句话说，消失的是对现成物或者错误进行否定的行为，或者，更概括地说，是同客体相对抗的主体。实际上，人类时间或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或者说自由和历史的个体，他们的明确毁灭，都十分简单地表明了行为的终结。在此，行为是最强烈意义上的行为，就其实践意义而言，这就意味着战争和血腥革命的消失。它也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因为人类不再进行根本的变革，由于他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的认知，也不再有什么理由去改变（真实的）原则。但是，其他的事情还可以无限地继续：艺术、爱情、游戏等等，简言之，一切令人愉快的东西还将继续。”(巴塔耶《黑格尔、人类、历史》，引自《差异》第一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在这一切愉快的游戏中，知识的游戏也仍将继续，而且知识的游戏变得更加增殖。如同捷克作家克里玛在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堆积的“垃圾”在腐烂时散发出毒气，其中最危险的是种种“夸张了的思想”，它充斥和泛滥在我们的周围，它们一旦触及灵魂，灵魂就会枯萎。《启示录》的情节有各种各样，最缺乏戏剧性的是这样一种：人死于无用的事物堆积、空话的繁殖和超量的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