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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民族灾难还是人类悲剧？
作者：李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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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7日下午，波兰上西里西亚的奥斯维辛小镇，寒风凛冽，阴霾密布，肆虐的雪花漫天飞舞，寄托哀思的烛光随风摇曳，包括四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要在内的成千上万纪念者麋集于此，以纪念这座前纳粹最大的死亡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以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两点三十分，随着一辆闷罐火车长鸣着沉重的汽笛缓缓驶进，纪念活动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揭开了序幕。在波兰文化部长致开幕词之后，三位已是髦耋老人的集中营幸存者相继发言，向与会者，也向全世界讲述了纳粹在集中营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以及这些暴行为自己、家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的不可弥补的创伤。然后是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分别发表讲话，谴责纳粹的滔天罪行，向死难者致敬，呼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纪念活动的高潮是最后的宗教祈祷仪式，在庄严肃穆的犹太教哀悼与祈祷声中，在场的所有人无不神色凝重、潸然泪下。
纪念的意义在于通过回忆和反思来澄清历史真相，为后人提供借鉴。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往往着眼于易于象征化、仪式化的事件，那些不合常例、横生枝节的事件就往往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因而在某些历史事件被清晰地重构起来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事件却恰恰有可能因此而被遮蔽和遗忘。比如，在诸多的纪念活动中，犹太人的苦难就被高度仪式化了。众所周知，在二战中，有众多的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然而只有犹太人的苦难成了今天几乎所有纪念活动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在奥斯维辛纪念活动中，三位集中营的幸存者全都是犹太人；以色列总统在东道国元首和作为解放奥斯维辛的正义力量之代表的普京总统之后讲话，其作为二战中受害最大民族的代表的寓意不言而喻；最后的祈祷仪式完全按照犹太教的习俗进行，当然也是刻意的安排。法国和德国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也都突出了犹太人的苦难。1月25日，法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落成，纪念馆的碑文特别强调了法国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二战期间，纳粹在欧洲执行犹太灭绝计划，七万六千犹太人从法国被遣送，其中一万一千余人是儿童。他们大多数在集中营遇害，仅二千五百人生还。”无独有偶，5月10日在柏林市中心落成的纪念碑同样被命名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而一月份议会举行的一次纪念活动中，一个被全世界媒体广为传播的画面则是：犹太作曲家乌尔夫·比尔曼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朗诵诗作，施罗德总理就坐在离钢琴最近的位置。比尔曼朗诵的诗歌，是犹太诗人吉察克·卡泽内尔松1943年在集中营里所写的长篇诗作《来自被屠杀的犹太民族的伟大赞美诗》。甚至在联合国特别大会的开幕词中，安南也特别强调了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的苦难要超过其他民族。与犹太民族的苦难一再被强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民族的苦难则很少被叙述、被言说，更遑论在国际会议中成为中心议题，在电视画面中占据显著的位置。比如，吉普赛人在二战中几遭灭顶之灾——在立陶宛、爱沙尼亚、荷兰三国，吉普赛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在克罗地亚是百分之九十八——然而，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中，吉普赛人的苦难要么被一笔带过，要么根本不提。
我们无意否认犹太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但必须看到，其他民族的遭遇同样触目惊心。也许各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根本就不应该用数字统计来进行孰轻孰重的比较，因为苦难作为一种精神创伤，是不能也无法量化的。我们更应该清楚，无论是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是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全都发生在现代理性社会，发生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因而其悲剧意义早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对其苦难的回忆与纪念也不应该成为某个民族的专利。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阿伦特就批评以色列借审判纳粹战犯之名，行宣讲民族苦难、谋求政治利益之实，从而使得审判完全变成了做秀：证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个人或集体的苦难，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在他身旁站立着六百万犹太亡魂，强调上天派遣他（们）代替这些亡魂对艾希曼进行控诉，却全然不顾这些苦难与关在防弹亭里的艾希曼并无直接关系。阿伦特并不否认艾希曼理当受死，但她认为如此审判无疑会使审判的最高原则——伸张正义——受到破坏。时至今日，情况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室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窃贼。”（《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把大屠杀占为己有的直接后果就是，屠犹从对其他民族的大屠杀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绝无仅有的民族苦难。不仅如此，犹太国家还力图把其悲剧的历史用来当作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作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甚至当作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君不见，就在向全世界宣扬其苦难的同时，以色列又在巴以冲突中制造着一起又一起苦难。
仪式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将纷繁芜杂的历史简单化、图像化。我们知道，无论是二战的空前惨烈，还是大屠杀的惨绝人寰，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其间盘根错节的伦理与道德纠葛很难用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来做判断。诚然，纳粹德国以及其他法西斯国家理当承担最大的罪责，尤其是在某些国家至今仍在曲意回避甚至篡改历史、新纳粹主义有死灰复燃之势的今天，揭露并谴责侵略与屠杀暴行，仍是纪念活动最重要的主题。然而，纪念决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对暴行与罪恶的谴责必须和对自身的反思与检讨结合起来。还是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无论是作为战胜国的英国、美国、苏联，还是深受纳粹迫害的以色列，在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时，必须同时接受被告“你也如此”的质问。令人遗憾的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英、法、美、苏只是以正义者的姿态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进行了审判，却没能正视自己相同性质的行为，比如，苏联于1939年悍然入侵芬兰、瓜分波兰，并在二战期间屠杀过数十万身份至今尚未被公开的军人和贫民，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盟军对德累斯顿等德国城市的明显超出军事需要的地毯式轰炸，等等。这使得纽伦堡法庭作为“国际法庭”名不副实，纽伦堡审判更是变成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居高临下的制裁。有意回避“你也如此”原则的情形同样发生在耶路撒冷审判中。作为一个犹太人，阿伦特以惊人的勇气指出，犹太长老会曾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如果没有犹太领袖协助纳粹完成对犹太人的统计、编号、集中、监管、动员、运送等工作，尽管犹太人被驱逐和屠杀的命运不可能改变，但受害者的人数不可能高达六百万。因此，以色列在对艾希曼这样的纳粹战犯进行审判的同时，必须同时对本民族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不幸的是，阿伦特的文章招致的却是犹太人铺天盖地的批判和声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各民族自我反思之路的艰难与曲折。的确，六十年来，虽然也曾有过勃兰特在华沙无名烈士墓前下跪的惊世之举，但总的来说，真诚的反思可谓少之又少，相反，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倒是时有发生。美国和前苏联为了军事对抗，都曾经公开或秘密地使用过战犯科学家。据统计，美国至少使用过四千名纳粹战犯。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著名纳粹战犯胡贝图斯·斯特鲁格霍尔德后来居然被尊为美国“航天医学之父”，甚至死后其画像还一度被高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名人画像堂中，只是由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强烈要求才被取下。正由于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所以对二战和大屠杀的纪念和回忆越来越简化为邪恶／正义、强权／无辜、刽子手／受害者的二元模式：纳粹承担起了一切的罪责，而其余的人则变成了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拯救者。这突出地反映在好莱坞表现大屠杀的一系列电影，如《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之中。尽管每部影片切入的角度各异，风格、水平也多有不同，但大都不脱如下俗套：纳粹上台之前，某个富有教养、温文尔雅、资产殷实的犹太中产阶级绅士和他的家庭过着体面而舒适的生活，他（们）正直高尚、乐善好施、彬彬有礼、幽默风趣、受人尊敬，突然有一天，噩运从天而降，他们的家园被侵占，财产被没收，家破人亡的他们在凶神恶煞般的纳粹军人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走向死亡。其中，或许会塑造一两个良知未泯的德国人的形象，但犹太人的形象则一定是无可指责的。总之，历史的杂质被过滤得干干净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幅泾渭分明的图卷：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及其同党是绝对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