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为小说申辩
作者：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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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小说演变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红楼梦》了不起？就因为曹雪芹说，不对，世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现在我说说我看到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你们认定的那一种，现在我来探索另一种可能。曹雪芹的这种个别看法至今也还挑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好孩子应该读书上进做官，贾宝玉说，那有什么意思？人生的意义就是和几个冰清玉洁的姐姐妹妹相守着，赏花吟诗喝酒。
——这很没出息啊。现在差不多识字的中国人都是红学家，但我不知道中国人从《红楼梦》里除了学到一点姑嫂勃蹊、宫闱谣言之外还学到了什么，他家里要是出个贾宝玉他会愁死，参加高考，一路考上去，做官发财，然后死掉，有意思吗？大家都说有意思，我对此也不想提出异议，但是，如果没有曹雪芹之类的人独持异议，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恐怕早就僵硬而死。
几乎所有的小说衰亡论者都立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在现代中国曾经占据着那么重要的地位，现在这个地位已经失去。但他们忘了，小说在现代史背景下承担的基本使命是，告诉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的、正确的或者说已经或即将被广泛认可的认识和想象。而在这个时代，小说已经失去这个功能，年轻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想象肯定不是从小说得来的，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得以发展它的特殊价值——小说不是“大”说，它真正回到“小”说，它所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这就好比我们去王府井，大家都知道大路怎么走，但小说家一定要找自己的路——他像一个探险家，他对认识人类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设法绘制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我们熟悉的变得陌生，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事物模棱两可，我们遭到挑战和冒犯，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感受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想，凡拒绝承认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条路、一种表达的人，凡不愿让精神僵硬的人们，他们就是小说天然的读者。
但现在的小说是否做到了“小”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小说家相当一部分失去了这种勇气和想象力，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基本看法大概都跟《红楼梦》里的贾政一样，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贾政写的小说，给贾政们看。贾政们脾气很大，对生命中任何一种陌生的、被打开的可能性都会很生气。
所以，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三个理由：理解他人的真理。昆德拉自卖自夸，对小说有一句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小说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就是说真正的公民道德要从理解他人的真理开始，没有这个，就没有公民、没有民主、没有什么公共空间。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谈的是那些民间科学家们，水变油，炸喜玛拉雅山之类，这文章到最后说，总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安知人家没理？所以要宽容——我认为这不是宽容，这叫价值休克，人类事务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科学就是有一个求真问题，讨论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最终我们还是得问：到底谁有理？
现在的问题是，在必须寻求正解的地方，我们都是好脾气，在不必寻求正解，应该宽容的地方，我们都是偏执狂，网上有那么多道德狂热、明辨是非之辈，但同时，伪科学也大行其道。
小说所处理的对象是人类对自身生活和生命的认识、想象和选择，小说家在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真理，鉴赏人性的丰富和有趣。今天来了很多从事心理咨询的朋友，以我的理解，心理咨询的前提与小说不一样，对咨询师来说，有些东西是对的，你搞拧了不对了所以你出问题了，那么现在你来咨询，我给你理顺、解开。小说家的关切不在于此，而在于追寻和展现你的真理，小说承认人的无限可能性，人的选择、行动和精神取向如此繁杂，如此差异多姿，小说家的根本热情就是探索你何以如此，求证你的那一套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经受考验如何成立或破产；我们说小说要真实，要有说服力，其实就是小说家进入和领会他人的真理的能力问题。
正因如此，伟大的小说家对人一视同仁，他公正地对待人、对待生活。现在很多评论家把“悲悯”啊什么的挂在嘴边上，好像小说家都该变成圣徒或慈善家，这听上去肯定没错，但却是对小说精神的曲解。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因为你年薪百万他是个民工就鄙视你同情他，或者反过来，谄媚你鄙视他，不是的，他只是公正，他不是势利眼，他不会看不起民工，也不会看不起你，在他眼里，你们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体的人，他在“存在”的尺度上同样对你们满怀好奇之心。
当然，我承认，小说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但小说家的价值判断不能先于他对人、对生活的忠直。现在很多批评家直接把文学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在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之中应该有一套普遍真理，这套真理必被遵从，必须体现——主要是在小说中和人们的口头上。我理解他们的关切，我一开始即已申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必须面对终极意义的焦虑。但小说处理终极意义的方式恐怕并非如道德批评家们所想。小说中的人独自面对上帝，不需要中介，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自以为掌握着道德的道德家——新教的兴起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兴起差不多是同一时段。这并非偶然，小说承认他人的真理，就是首先承认每个人有独自面对上帝的权利，就是承认，在“有”与“无”之间，生与死之间，人有无限的想象和认识、选择的可能，在我看来，承认这种可能才是“大德”，才是对上帝的敬畏。
公正、忠直地对待人，理解他人的真理，这是我们文化中近于枯竭的品质。现在我们号称是一个网络时代，中国人天天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是，以我有限的网络经验，我们谁也不想公正地对待别人，谁也不想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想的就是自己手里拿着“真理”，借此向他人行使暴力——哪怕是语言的和虚拟的暴力。
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不会衰亡，小说必会坚持下去，保卫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丰富性。
——如果小说衰亡，我们可能还会失去许多其它的东西，比如记忆，比如沉默，等等。但是时间到了，而且我认为我已经充分阐述了小说必将存在，必将流传的理由。
现在，我们的很多评论家、很多小说家都像中产阶级庸人一样看待文学的命运，天天对我们念顺口溜：现在的人很忙，生活节奏很快，所以他们不爱看小说了，所以小说必将衰亡。
好吧，我现在说出我的看法，在某种世界观里，小说确实并非必不可少，这与人们是否比一百年前更忙无关。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个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大胆的预言家们宣称要消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哲学可以没有，历史可以只剩下电视剧和《百家讲坛》——很好，我相信，如果这套假设全面实现，丝毫不影响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不会影响GDP的增长。
但是，前些天当诗歌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对记者说：问题的核心是，公众面临着选择。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语言？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只需要作报告的语言、讨价还价的语言、骂大街的语言，而决心抛弃诗的语言？如果我们认为诗的语言在这个时代纯属多余，我们可以把诗这个字从字典中抠掉，这不难，但如果相反，那么我们与其以如此高涨的热情去发现坏诗，不如好好想一想，诗的基本价值何在？它在这个时代如何坚守和传承。
——当然，记者没有把我的话发出去。但这种选择并非什么新鲜事，它一直是任何文明和文化必须面对的基本选择。两千年多前的孔子在当时的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合时宜的怪物，他顽固地代表一切在新世界里应该消亡的东西，但是，文明和文化的生命就系于这种选择中的勇气和信念。
问题是，小说家们自己是否还对小说怀有信念，他们是不是自己已经不相信小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还相信小说、对小说的基本价值仍然抱有信念的小说家为数不多。小说的危机其实是小说的基本价值的危机，小说正在并将继续承受怀疑、责难，并且会反复地被宣布死亡——小说死亡的预言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人以时代的名义大声说出，但是，我相信，这种怀疑和责难会不断地推动小说重新回到它的基本价值上去，让它重获生机。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见证一千零一夜》、《读无尽岁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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