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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的历史条件
作者：旷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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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车”解放
性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展示和象征。性别是一种明显的政治分隔和重要的压迫机制。在民族、阶级和性别这人类社会三种最主要的压迫关系中，性别不仅是最原始、最古老、最基本、最根深蒂固的压迫结构，而且也许是最牢不可破的压迫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由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家庭成为了一切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是“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有着同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往往是将社会细胞分解到“家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等同于男权家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进入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而政治解放又与经济解放密不可分。“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在有关社会大同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妇女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男女授受不亲”到“守节”、“缠足”、“陪葬”、“自焚”等等。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控制也就越来越“文明”和合乎“人性”。
二十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同居，使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地体现为“身体”的“解放”。“出走”成为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意义。
“女儿们”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长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品，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权力交换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礼物，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把自己从家庭和家族中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自律自为的，它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依附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国家的召唤，其目的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为“女国民”。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作为“个人”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和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并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一句话，二十世纪初，“国家”是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被迫解放妇女的。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和社会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之下所作出的让步和妥协。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妇女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使妇女分享了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妇女在“国家”的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或者说，“国家”把妇女作为“女国民”解放出来，而妇女则“模仿”男人承担起救国的责任。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典型意义。在国民革命中，正如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那样，妇女再一次通过“模仿”男人而获得“解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对妇女解放是悲观的。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妇女“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往往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就是通过解除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打开了女性“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通过破坏封建道德的禁锢，使打上了封建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身体”。她们的解放道路可以归纳为从“女国民”到“女结婚员”。田汉1930年代的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和1940年代的电影《丽人行》描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而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她以反传奇风格叙述了女性荒凉的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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