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阿拉上海人
作者：郑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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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江旅行，夜宿一间破旧的小旅店，遇上一个很健谈的上海人。天哪，上海人！我见过几个上海人，不论男女，都心思细密，与传说中上海人有名的那种精明劲非常吻合。五年前，深圳宝安一套豪宅深夜起火，烧死一对热恋中的年轻男女，男死者是我的旧友，更早些时候我们在人才市场偶然相识，都找工作，潦倒不堪，却不料他很快葬身在一套豪宅里。此人即上海人。一场火灾意外地中断了他的腾达之路。九江小旅店的这个住客看上去六十来岁，很谦和，眯缝着眼睛询问我是哪里人，什么职业，为什么到九江来，然后要到哪儿去？
我谨慎地回答他，我是深圳人，职业是自由撰稿，到九江算是瞎逛。环顾一眼小旅店破旧不堪的墙壁，我觉得，我的主要疑点只在自己的口音。上海人当然听出来了，因而微微含笑。“啊，自由撰稿人，这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
“你说得对。”我承认。
“深圳人大概也不一定都说粤语，在深圳的上海人多吗？”
“不多。”
“你刚刚登记的是深圳身份证？”
幸而我真的有一张深圳身份证。“是的。”我回答。
“我叫曹瑞华，”上海人停顿一下，接着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的兴趣仍然在身份证上，这有点奇特。
“没错，曹瑞华，”我念了出来，“但你的户籍在九江呐。”
“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位老兄捧着手中的宝贝，神情很热切，“如果你愿意听，我就说说我的故事。”
“我愿意听。”
我听到的是一桩陈年往事。我忍不住要打瞌睡，但我装作凝神屏息，头靠墙壁，手托着下巴。1958年，十七岁的曹瑞华第一次离开上海，被“内招”到九江市棉纺印染厂，要去当一个机修工了。临行前，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装模作样地有一番训导，说遥远的九江是一片广阔天地，工人阶级的队伍大有作为。父亲是级别不高的一个干部，家里家外都是这种腔调。小机灵鬼儿子噙着眼泪听从了父亲的安排。父亲以他一点菲薄收入，养育一个多子女家庭，不堪重负，这才是真实原因。为此还得让儿子从中学辍学，尖子生曹瑞华就这样放下书本，到了人地生疏的九江。
重回上海一直是机修工曹瑞华的梦想。第二年机会就来了，车间主任派他赴上海买扳手。十二把扳手，每把八元，五金店收下他的一百元公款，找回四元。在家里与父母弟妹一番团聚，热泪涟涟的他没有忘掉这四元钱，再返九江的他却热昏了脑子。一个同龄的小工友，漂亮而又生性羞涩，隐隐约约还时常有点乐于与他接近的意思，午间断了餐票，小声地向他求助。他慨然地将这四元钱借给她，几个月后终于忘了应该报账的这笔公款。1960年5月30日，又一个午间聚餐时间，恰逢工厂大会，人声鼎沸，落在后面的机修工曹瑞华一边用目光搜寻那个漂亮的小工友，一边轻轻地用指尖敲着饭盒，跟了上去。大会看起来很隆重，有人持枪镇守着会场，接着从哪里冒出一声大喝：“曹瑞华！”吊儿郎当的机修工立刻停住指尖，按住饭盒发出的一丝轻微颤音。他想一定是这一丝颤音扰乱了会场。其实命运另有安排，而且是如此出其不意。保卫科干部宣布，贪污犯曹瑞华即日开除工籍——
十九岁的曹瑞华脑子里一阵嗡响。在厂子里，他的绰号就叫“机灵鬼”，算得上是昵称。此时他模模糊糊地已经有一丝遗憾，开除工籍，这就意味着借过他四块钱的那个小工友，从此有可能永远不再碰面。他会回到上海，绝不重返九江这片伤心地。想到这里，他已经准备挪动脚步。一丝喜悦也开始涌上心头，自己总算是可以回上海了。大会很快结束，保卫科干部让他收拾行李，还要用吉普车送他一程。去九江火车站路途不算远，司机却奇怪地不熟路。一路颠簸，眼望着车窗外的连绵稻田和山岭，曹瑞华想到要提醒司机，然后又想到抗议。毫无用处，没有人回答他，下车的地点是九江劳改农场，与火车站南辕北辙。
三个星期过去了，曹瑞华已经适应了自己在九江劳改农场的位置。农场里数他年龄最小，管教干部又给了他一个绰号：“曹小鬼”，别的劳改犯也这么叫，仍然没有恶意。分配给他的活儿是开钻床，每天定额钻一百孔，面黄肌瘦的曹小鬼超额钻到一百五十孔，甚至两百孔。唯一不肯争气的是胃，饿得厉害。那段时间，他的身体还离奇地在往高处长，争抢着干瘪瘪的胃里那一点点营养。一个掌勺的老犯人救了他，经常悄悄塞给他一只熟马铃薯。揣着热乎乎的马铃薯，曹小鬼懂得，应该独自开溜，走十几步躲到厕所后面一个僻静的地方吃下它。还好，哪一次他都不用走得太远，马铃薯已经下肚，他也省掉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后面可能引起的任何嫌疑。三个月又过去了。如果说最初他的内心里有过一丁点儿抵触，那么，这点抵触此时已是无影无踪。升腾在他的心底里的是另一种渴念：他想知道自己的刑期。无论三年几载，他得有一个盼头。不用说，他想着的还是要回上海。同一时间押送到农场来的几个人也不知道各自的刑期。半年后，终于有了确凿的消息：刑期可以自报。
昔日的机灵鬼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自己报半年。一个上海交大毕业生才来三个月，想给自己报三个月。另一个上海教师进修学校的体育老师准备报九个半月，那个人到农场刚好九个半月。晚上学政策，第二天，这几个人都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曹小鬼最后自报三年。1961年的新年很快来临了。除夕夜的他自告奋勇，向管教干部申请下到一眼三百米的深井里，看守抽水机。这台机器老出故障，经常得给它加润滑油，看着它温度渐高，就要停机。轰隆隆的机声停下来的间隙，他一开一闪着手电筒，也遥想一下深井外面，远方的上海该是万家灯火，不知不觉间两行眼泪流到了脸颊上。他挥挥衣袖，擦干了脸上的泪水。上海的父母一定在这时候想着他，但他更愿意的是，也许会有哪一个管教干部突然间不经意地记起深井下的他。井口上方，几颗寒星像是眨着眼睛，他知道一切都是天意。果然，四个月后，1961年4月20日，一个管教干部当众宣布：曹瑞华积极改造，解除劳教，提前释放。
再精明的上海人原来也有莽撞的时候。释放令还只是停留在管教干部的口中，曹瑞华撒腿就要往外跑。劳改农场门口几道岗哨，第一道岗哨就将他逼退回来。二十岁的曹小鬼说小也不小了，此时他知道至少得有一份释放凭证。管教干部很宽厚，并不计较他的莽撞，接着告知他，不能回上海，给他的安排是留场就业。脑子里又一阵嗡响的曹瑞华镇定下来，开始讨价还价：他宁肯服完自报的三年刑期，不要提前释放，如果可以放他回家的话。停顿片刻，接着他又提出：即使留场就业，他也得跟父亲商量一下，再作决定。
商量没有下文。秋天来了，留场就业的曹瑞华改挑大粪。这一年农场要大办农业。然后是冬天，他与其他犯人一道，来到冰冷的河边挖河泥，修一座二十几米高的围堤。北风呼啸，让他怀想起一年前的除夕夜，那口三百米的深井里的暖意和一身轻松。慢慢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绰号“曹小鬼”也没有人叫了，改叫“老曹”，这也让他有些怀念。1968年的一个夏夜，老曹拖拖沓沓地去参加一个“宽严”大会。军代表已经在主席台上就坐，老曹这一次又落在后面，本能地感觉不安起来。“九江劳改农场冒出一个‘反共教国军’，有五百人，要剪断电线，炸桥梁，横渡长江，挺进大白山，长期与共产党为敌。司令已经招供，落网的还有七八个，有营长，连长。我们这里潜伏的是一个上尉连长。曹瑞华来了没有？”军代表问。
“我来了。”
上尉连长曹瑞华再一次被揭穿。父亲几次来信，第一封信要求儿子相信组织，请求组织调查真相。老曹简短地回信说，已经有两个人畏罪自杀。父亲第二封信要求儿子认真改造。老曹回信让父亲放心，很有些破罐子破摔的语气，说是没有更糟糕的地方可以安置他。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夏天过去，第二年夏天又来了。这一天傍晚老曹躺在养猪场的一把自制的摇椅上偷懒，点一支烟，看蚊子在灯光里飞来飞去，突然工宣队主任检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