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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文化批判
作者：谢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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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准化与西方启蒙理性一脉相承，二者都掏空事物的内在特征和人的主体性。正如霍克默和阿多诺 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指出的，“被操纵的集体所表现的单一性否定每一个单个的个人：因为对于把不同个性绑在单一整体里的社会来说，个性是一种嘲笑”。在霍克默和阿多诺的眼里，启蒙理性不加区分地“清理对象”，夷平它们的特性和差异，在这样的时代，自由本身最终产生的是一群平庸之辈，这些平庸之辈就是黑格尔所指的启蒙的结果。霍克默和阿多诺认为，西方的启蒙理性总是把千差万别的个人谐和统一在一个整体里，不给个性和个人主权留有空间。自由民主国家的文化产业通过压制个性而使社会与文化齐整划一，其成功不在以政治手段使社会齐整划一的法西斯之下。不同的是启蒙理性用软暴力使特殊性臣属普遍性，把不相等的事物强行等同。工具理性无视事物固有的特征，然而正是这些固有特征才使事物获得感性的、社会的、历史的特殊性。可以说，标准化和社会同质化是启蒙理性和欧洲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时代被推向极致。
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另一基本策略。所谓商品化就是将原本不具商品属性的东西变成商品，注入交换价值。在资本横行的社会空间，一切迅速转化为商品，包括劳动产品、空间、时间、自然景观、文化资源、知识、教育、社会关系、权力、审美、具象、情感和感觉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化跟以前的商品化不同之处在于，今天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文化经济化、商品审美化的普遍走势使我们常常难以断定眼前发生的事件、行为或场景是经济行为还是文化现象，因为二者互为表里，难分难解。2004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火焰冰球队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入围北美决赛。赛场门票增至三百加元一张，仍被抢购一空。街上的汽车都插上了火焰队队旗，冰球迷们更是竟相抢购火焰衫，一时间火焰运动衫满城销售，价格空前昂贵。冰球比赛在文化历史不算悠久的卡城，乃其市民文化生活的特色部分，但同时也是经济行为，是一次巨大的商机。冰球比赛、队员竞技、场内气氛、球迷们的忘我激动的呼叫和火焰队队徽，都成了商业消费对象。与卡市相距三百公里的爱德蒙顿市有个号称世界最大的室内大商场，里面有数百家商店，各种服务娱乐设施，包括人造海滩、儿童乐园、水下潜艇、海底动物园、阳光街道等，一应俱全，真不啻一个配套完备的度假世界。人们不仅在里面购物也在里面休闲度假。来往的顾客除本地人外多数来自美国、欧洲或日本等国的游人。在爱城大商场里，经济与文化、购物与度假合二为一，时间与空间都转化为商品。又如我国海南岛最南端的南山，原本是一处清雅幽静之所，空气甜润新鲜，树木葱郁，更有茂林修竹，山泉怪石。凭山远眺，水天一色，清景无限，的确令人流连忘返。但仔细一瞧，感觉就变味了：每一个歇脚处都是商品和商业行为，寺庙和佛殿也成了商品场所，销售各种佛教文化商品。海上观音据说比纽约的自由女神还要高出二公分。可以说，整个南山佛教文化公园是文化商品化、商品审美化的有力见证。
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渐将一切转化为商品的过程。资本的欲望驱使人们在一切对象和关系中寻求商机，将它们点化为商品。几百年来，人类在欲望与自由、占有与尊严、本能与生命价值之间挣扎，表现出人格的自我分裂和自相矛盾，但一直或多或少地为情感、智慧、自为自主、原创、想象保留了一些不被资本逻辑渗透的空间。然而，席卷全球的跨国资本主义最终淹没了残剩的抵抗和非商品化空间，一如詹姆逊所说的，连自然与无意识这两个一直未被资本收服的世界，最终也在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面前俯首称臣。资本逻辑和商品化在吞噬了整个西方以后，又开始大举蚕食非西方，在那里复制资本欲望、商品逻辑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与个人的异化、冷漠、绝望和种种变态。
抽象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三大文化策略与标准化和商品化密切相关。这里“抽象”一词既保留它的一般意义，又承载本文语境中的引伸意义。所谓抽象作为概念思维的必要途径，指从不同事物中抽取本质而共有的属性，舍弃特殊的、非本质的属性。“抽象”在英语中的对等词是abstract(并非完全等同），abstract 作为动词还有分离、除去或偷窃的意思。读者会看到，本文挪用“抽象”一词，兼及以上不同语义,而且受到霍克默和阿多诺的影响。在他们的眼里，启蒙理性以抽象为工具，消除人和事物的个性和差异。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消费主义所推行的抽象，旨在抽空事物在特定时空和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内在属性或价值，使它们嬗变为消费商品和符号。大致说来，抽象化有四种体现：平面拼贴，迪斯尼化，商业接管，有价化。所谓平面拼贴就是当下流行的把各种不相关的具象、事件、人物、文字、场景、物体聚合在一起，取消它们各自原有的社会、文化、政治、民俗内涵、价值或功用，将它们重新配置以构成有商业效益的图案或装置。后现代平面拼贴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向一切已逝的、现存的、本土的、域外的时空攫取资源，把任何不搭界的事物聚合在同一平面上。迪斯尼化则指复制历史、民俗、自然景点，使之成为供消费的主题公园或景观。迪斯尼化也同样抽空挪用对象的时空价值和氛围，使它们成为无深度消费符号。最典型的要数深圳的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这类主题公园，里面的苗家村寨、万里长城、圆明园、漓江山水等景观都是一片片被抽掉时空内涵的模拟时空。人们游览这些景点时，感觉不到历史和文化的积淀，而是把它们当作具象或包孕文化和象征资本的符号来消费。迪斯尼化不仅从眼前，而且向过去索取商业资源——汉唐遗址、汴京繁华、宫廷御膳、皇帝龙袍、宗教仪式，人力车、古代轿子无一不被挪用，抽空内容，转化为消费商品和文化符号。商业接管是指就地挪用文化或政治圣地、历史遗迹和名山古刹之类的人文或自然景观，给它们注入资本，进行商业包装，然后把它们作为消费场所和对象推出。这些被接管的空间大量失去原有的内涵和联想，不再保留原有的氛围。有价化指的是将原本不属商品范畴的东西明码标价，如知识、教育、艺术、学术、写作、科研等。于是货币价值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物化，社会与个人行为都贴上商品标签，各种无法等同、无法计算的劳动都被抽空原有价值和内涵，在货币量化下统统成为可以出售和购买的商品。
的确，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资本社会里，一切都可能成为抽象的符号，成为失去所指的能指，一切都变成没有深度的平面，被抽空固有的价值和功用，演变成大小不同的交换价值单位。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极其简单，都是一种商品或物化关系。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收买和衡量，被抽空固有特征，差别仅仅在于交换价值多少而已。尤其是学术产业化、大学公司化和跨国教育产业和市场出现以后，精神的和物质的存在都被锁入资本的牢笼，被凿空其固有差异和尊严，成为大同小异的候购商品。可以说，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千年不遇的浩劫：在资本的暴力下，在无处不在的标准化、商品化、抽象化面前，人的精神主权和自由正遭遇空前的掠夺。
凭着标准化、商品化、抽象化三大文化策略的有效运作，全球资本主义一如马克思所言，正在根据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企图消除一切异己时空和力量。毋庸讳言，生活在资本社会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资本逻辑的怪圈，似乎都被深浅不一地拖下了水。人们一边抱怨资本逻辑无孔不入，在压抑的满足中呻吟，而一边又在与资本结成的不同关系中取悦、强化，或服务资本，摇摆于妥协与共谋之间。这就是亟需文化批判又消解文化批判的时代对我们的挑战。其实不独今天，任何时代的霸权体系都未给抵制和反抗留下太多的空间；同时，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霸权体系能够牢牢掌控所有的社会经验，不给任何“异己的行动和异己的意图留下潜在空间”（瑞蒙·威廉斯语）。用萨伊德的话来说，资本社会的物化或商品化本身也不可能密不透风地覆盖一切。不错，资本逻辑盛行的社会，分配给知识生产者或传播者的生存空间是社会边缘，而文化批判者则处于边缘的边缘。然而，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边缘往往是独立思想者的自为空间，来自边缘的认识往往深刻而刚峻不谀。司马迁、杜甫、葛兰西、巴赫金、范农等，无一不是来自社会边缘的声音。卢卡契所谓由结构关系产生的独到认识，指的正是这种来自历史的辩证法。关键是文化批判本身须认清目标和使命，有敏锐的洞察力，不媚俗，对文化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有深刻认识，在各种跟资本看似没有联系的事件、场景、具象和关系的背后看到商品逻辑。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批判，首先要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已经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矛盾和危机，揭示资本逻辑和资本扩张给社会和文化带来的种种伤害和扭曲，并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可替代性。同时要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轨道以外想象和寻求现代性，从自身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现行和历史实践中吸取政治、社会和文化现代性资源。一如许多西方批评家所指出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背离了自身所追求、颂扬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原则，非西方国家没必要尾随其后，重复其矛盾和危机。在后资本主义现代性议程里，社会和谐先于效率，生活高于利润，幸福优于财富。一句话，人类的社会、政治、文化行为，最终目标应该是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自由和解放，而不是人为利役，心为物宰，在资本欲望和商品逻辑的驱使下丧失主体自由，成为资本的附庸。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霸权策略所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批判，只要坚持以人的主体自由和幸福为终极关怀，即便来自社会边缘，也一定能击中资本中心的要害，并赢得越来越多的回应和认同。
谢少波，学者，现居加拿大。主要著作有《抵抗的文化政治学》、《文化研究访谈录》（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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