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写作与越界

作者：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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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说：“哲学从惊奇开始。”我想，文学何尝不是这样？另一位哲学家说：哲学就是“对通常信以为真的基本问题提出质疑”。我想，如果哲学对解疑抱有足够的自信，文学的不同则在于，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出一条善美的路。
　　鉴于上述理解，越界之于文学就是必然——如果“对通常信以为真的基本问题提出质疑”，你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越界了；如果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辟另一条道路，你当然就得准备越一条大界。
　　为此应当感谢文学，感谢它为人生不至于囚死在条条现实的界内，而提供了一种优美的方式，否则钟表一样地不越雷池，任何一种猿类都无望成人。这样说吧：文学即越界，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轨之思，或越界的原欲；倘于既定的界内大家都活得顺畅、满足，文学就根本不会发生。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人生来都想认识什么”，所以，灭欲不像是上帝的意图。上帝以分离的方法创造了世界，便同时创造了被分离者相互的渴望；上帝从那无限的混沌中创造出种种有形、有限的事物，便同时创造了有形、有限者越界的冲动。人不大可能知晓上帝的动机，但必须承担这创造的后果。
　　譬如曹雪芹笔下的那块顽石，原本无欲无念、埋没于无限的混沌中如同不在，但一日忽慕红尘，即刻醒为有形、有限，入世而成人生……于是乎一体之囚，令其尽尝孤独，令其思慕他者，便一次次违规、越界；“一把辛酸泪”全是为着要与另外的心魂团聚。可是梦呵，哪有个完呢？可是人哪，怎能没有梦？正如这有限的身心，注定要向那无限之在不息地眺望！——唯其如此，才可谓存在或存在者吧。
　　但那无限之在到底是什么，或上帝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尽管有“空空大士”和“渺渺真人”的引领，那痴情公子的最终去处，仍是人所不知且永不可知、人所寄望并永寄希望的所在。一部泣鬼惊神的《红楼梦》，见仁见智地让人说不完。要我说，什么世态炎凉，什么封建社会，以及种种玄机、隐喻，全在次要，那根本说的是人生处境，永恒不可以摆脱的存在本质！存在，势必有限，否则不存在；有限，必然对立着无限，否则二者皆不能在；而这对立，便注定着人生孤苦，注定会思慕他人，注定要不断地超越种种限制。
　　但超越的方向，通常会是两路：一路是做成强权，一路是皈依神愿。强权，是一定要加固种种限制的，否则何以恃强？而神愿，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向爱之路、超越之路；一旦有尽，就得警惕强权又要在那尽头竖起偶像了。所以，料那“空空大士”、“渺渺真人”也不能抵达无限。无限，可怎么抵达？一经抵达，岂不又成了有限？“空空”与“渺渺”能给那痴情公子提供的选择，料也只有两项：一是无欲无念地复归顽石，复归虚无；再就是不断越界，像西绪福斯那样，把无限的路途看作无限超越的可能，再把这无限的可能融于你的痴情——爱，并永远地爱着，哪怕是血泪。
　　
　　我辈都不过是以皮肤，以衣服，以墙壁，尤其是以语言——早有人说过，“与其说语言表达了什么，不如说它掩盖了什么”——为界的一种有限存在，存在于这空空渺渺的无限之中。因而我们对他人或他者的向往，也便顺理成章地无限着。但无论是皮肤、衣服、墙壁、语言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向往。所以我猜，在那条条界线之外，空空渺渺之中，早有另样的戏剧在上演，一直都在上演，那便是心魂之永恒的盼念。我们想象那样的戏剧，倾慕那样的戏剧，窃盼它能成真，所以有了文学。但如果“文学”二字也已然被不断加固的某些界线所囚禁，我们毋宁只称其为：写作。
　　我遗憾地发现，“文学”二字果然已被“知识树”的果实给噎成了半死；更多的人宁愿相信那不过是一种成熟与否的技能，却忘记着，上帝所以要给人孤独、欲望和写作才能的苦心苦盼。比如说，人们宁愿相信真实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却很少去问：真实到底是指的什么？终归要由谁来鉴定？真实，难道不是意味着公认？数学的真理要靠公认，文学的境界莫非也得靠它？倘其如此，独具的心流就很容易被埋没、被强迫了；一俟神明不止于看顾个人，只怕集体的偶像就又要出面弄权了。能够摆脱公认的真，是人的真诚或神的真愿。对真实的迷拜，很容易使文学忽视着独属于心魂的疑难，忽视着那空空渺渺之中的另样戏剧（《我的丁一之旅》中称之为“虚真” ）。这样的忽视，突出地表现于，我们越来越缺乏自我审视的能力，越来越喜欢在白昼的尘埃中模仿激情，而害怕走进黑夜，去探问自己的内心——即被遮挡在皮肤、衣服、墙壁和话语后面的心魂。
　　我特别看重疑难。一是因为，疑难是从不说谎的，尤其是不对自己说谎。二是因为，疑难既是囚禁的后果，更是越界的势能。
　　我特别敬仰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前辈。他的书我其实是最近才读到的，而且读的不多，但他的《作家的奥秘》一文令我震动。他说：“绝对需要从一开始就设定一个第四人称。……探求道德就该最先从这一问题着手做起：把第四人称置于自身内部的何处。”什么是第四人称呢？他说：“比方说，作家要写某个心地善良的人，在这种场合，他是将自己彻底变成那个心地善良者呢？抑或只是观察他，这思忖的当儿，作家便要触及到自身的奥秘。”我想，第四人称，即是那超越了你、我、他三种位置的神性观照吧；是要作家们不仅针对他人，更要针对自己，切勿藏起自己的“奥秘”，一味地向读者展示才华和施以教导。所以我想，写作不是模仿激情的舞台，而是探访心魂的黑夜。横光利一先生接着说：“不设定第四人称，思考便无从进行。柏拉图是第一个从对新假设的感激中认识到了善的。近代的道德探索之所以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假设，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某种东西心存恐惧吧？而恐惧的原因，总是存在于最为无聊低级的地方。”
　　不过这样，横光利一先生就又为写作立下一个原则了，即“第四人称”的境界。正所谓“没有规矩，何成方圆”吧，其实每一次越界，又都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建立。彻底的价值虚无者当然也可以写和不断地写，但若满篇文字无涉心魂，或干脆是逃避心魂，那是越界吗？那其实已然又入混沌。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仍不失为伟大教导。
　　最后，让我再引一段横光前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作家的奥秘，既不在写作的意欲，也不在非写不可，而在于与自身的魔障作斗争。”如果我们准备听取他的忠告，就督促自己去超越自身这一条大界，尽量站到“第四人称”的位置上去，再来想写什么和怎么写吧。
　　
　　史铁生，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史铁生文库》（九卷）、《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