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顾随：必要的参照

作者：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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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时代也是吊诡的。譬如我们满怀着热情期待、憧憬过的经济时代，繁华市场的背后有多少浮华的泡沫？意识形态禁忌，政治高压，甚至非人的组织手段，固然造就过一个无声的世界；但是众声喧哗的市场，似乎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资本与市场。表面上看，它们削弱了传统的权力，给人们带来了公平、平等和自由竞争的机会。但问题是，这仍然是强者的公平与自由，而不是弱者的公平自由。事实是，无论在经济或文化范畴，普通人大多只能被迫承受国际资本或权力与资本合谋的市场“规律”，而无法与市场产生有互动意义的对话。
　　在财经挂帅的经济乌托邦时代，人文学术价值的边缘化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命运，但所产生的影响，却不止于文化凝聚力的下降和传统读者的疏离，而是同时也引起了这个领域从业者的价值混乱与自我怀疑。近年来，市场时代的文化（学术）泡沫现象与腐败问题已经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即使不谈抄袭、捉刀代笔、论文买卖一类极端的现象，思想贫乏，目光迟钝，学风浮躁，见解平庸，也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经济“规律”不仅要求教育、文化走进“产业化”的时代方队，也在本质上使文化（学术）活动日益蜕变成一种类似经济上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消费决定了生产，而消费，在目前的情况下，又分为“自然消费”和“体制消费”两种形式。“自然消费”必须响应财经挂帅时代消费者的心理期待，如减缓激烈竞争的心理压力，学习生存技巧，对时尚的追逐等，因此需要把凝重的思想与学术变为轻松的读物，把论文写成散文随笔，把诗歌变成手机短信，或者添加一些性、幽默、噱头之类的佐料，等等。而“体制消费”，则在资金、人员、成果的流通上有制度保证，只要你能争取到“计划”、“工程”、“基地”、“项目”，就可以避开经济市场的约束，取得研究问题的身份与条件。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策略，是实现经济与文化平衡的有效手段。但问题是，它免受了经济市场的压力却必须满足体制与权力的需要。而体制与权力的运作，则往往只要形式与表象的繁荣却很少深究内在的质地，使用的又是一套经济与技术主义的“量化”标准：对单位的衡量是有几个学位点、基地、重点学科，而学位点申报和个人晋级指数是有多少“高级别”的课题与论文。
　　当然，“自然消费”与“体制消费”场域中也都出现了一些好的成果和认真的学问，但这些成果大多根基于个人的文化操守和学术良知，而“自然消费”与“体制消费”的供求关系不是在支持这种操守良知，而是成了它的腐蚀剂。它最大的负面因素在于，其体现的是顺从原则，调动的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压抑了思想文化活动是有话要说、有问题要梳理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加剧了学术本身的体制化和自我循环现象，减弱了思想和学问的民间情怀以及反思现实问题的能力。在不同形式的消费市场的掌控中，人们为完成项目、课题和接受考核，为申报学位点、职称和学位，或者为销路和“卖点”低眉屈就、劳心费神，其中有多少文字出于内心的热爱与感动，出于问题的发现和焦虑？许多人已经习非成是，回避学术是否源于梳理、认识问题和寻找答案的冲动；也不再关心自己是否享受过解开谜团、澄清问题或一吐为快的快乐。
　　然而只有出于内心的热爱，出于梳理、认识问题的冲动的学问，才是真诚的学问，这是学术的初衷和内在动力。而《顾随年谱》（《顾随年谱》，闵军著，中华书局出版）最为让人珍惜的品格，正在于此。
　　这本年谱的主人顾随，虽然是我国现当代国学大师，在诗词创作、书法、书法研究、诗词研究、戏曲研究、禅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却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不仅在市场不会占有什么份额，而且一生都活在新时代新文化的阴影中，生前死后都非常寂寞。而这部年谱的作者闵军，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大学老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和顾随诗词的“非常喜爱”，做起了顾随研究：这本年谱的写作只是系列研究的初步成果，“我想写完年谱后，再做‘顾随诗词研究’，最后希望能写成‘顾随传’。”
　　但即使是最初的成果，我们也不难看到作者所倾注的心血。《顾随年谱》整理顾随生平事迹和友朋来往、寻绎佚文书信、梳释思想脉络、介绍影响与评价，总结学术成就，在材料的搜集、甄别、组织方面所下的细致功夫，相信学界会有公正的评价。这里特别想说的有两点：第一，既由于顾随是为人敬仰的词人（在词学界有“南吴北顾”之称）和学者，与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研究界有群山与峻岭式的关系，也由于作者在年谱中每年都编入与旧体诗词创作、研究有关的背景材料，《顾随年谱》的价值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顾随本人，在某种意义上，它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的一个索引。第二，本年谱为一个生前死后都相当寂寞的人物系年，实际上为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新颖的“个案”，对我们讨论新与旧、名与实、主流与边缘、文化信仰与文化境遇、仓促的时代和个人微小而不屈的坚持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尤为重要的是，顾随甘于边缘、安于寂寞的一生，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动写照。什么是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就是求真求是，以诚为本，出于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尊重事物的特点与规律，不随波逐流，不随行就市，既敢为天下之先，也敢为天下之后。顾随一生坚持“用新精神做旧体诗”，终生践行年轻时与冯至将“旧体和新体分划领域，各守一体”（即顾随不写新体诗，冯至不写旧体诗）的约定，应该说，后来两人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由于新诗是现代的主流诗体，冯至在社会得到的认同可谓名副其实；而旧体诗是“老古董”，顾随只能“实过其名”（张中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读<顾随文集>》中对顾随的评价）。名实分裂的现象与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有关，由不得个人。可贵的是顾随的目光不被时代所牵引，他能够“安贫乐道”（这是被“革命”、“进取”的人生观穷追猛打的一个词），能以一种超然的沉潜与“固执”，坚持自己的文化信仰，坚持被暴风雨般的时代忽略的价值。“年谱”中有两个细节相当有趣与感人，一是1921年，顾随在“孔夫子门前卖文”时喜欢上了山东，理由是当时那里“一则可以随便做梦——思想自由；二则可以随便胡说——言论自由。”二是1949年1月下旬的日记。当时北平和平解放，军队正在换防，全城处于热烈与混乱之中，而在顾随的日记中，除偶有“有士兵来觅房”、“仍有士兵来觅房，强令为腾出一间”的记述外，竟是连续十几天“继续写稿”得多少页的记载。这样的材料，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顾随为人为文为学的人格境界的体现，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也。而正由于心怀广远，“自偏”于时代的喧嚣与浮躁，他才成为传统文化一个不可缺少的传承者：不仅在传统诗词的写作上体现了旧格律与新材料之间的张力，同时也以自己的人格和学问，感召了周汝昌、叶嘉莹、郭预衡、吴小如、欧阳中石等这些后来成大器的学生。
　　自然，顾随的旧体诗词写作并不能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主流，其中也表现出新感受与旧形式、现代汉语与古典体裁的不少矛盾；他在诗词、书法、戏曲、禅学等方面的论述，充满个人心得与创见，但也不能说字字珠玑。但顾随的意义不在完成而在展示了某种可能，不在是否成为经典而在体现了人生与学问的境界和活力：他是我们这个仓促而势利的时代一个必要的参照和补充。
　　真的，在我们的时代，有没有一批顾随这样的文化守望者，有没有顾随式的作品与学问，是大不一样的。
　　
　　王光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艰难的指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