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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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张“精英加权制”（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说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绝于时代——不拍民众的马屁，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一个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如何能这样业余和菜鸟？贵族统治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须随之改变。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现代领袖，无论他们是高喊“人民万岁”还是高喊“民主万岁”，其实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这当然没错。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基点，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是一切恶政和暴政终遭天怨人怒的裁判标尺。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还需要提出：
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
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得上一个政坛老手。在不久前出版的《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他指出“铅字共和国”正在被“电视帝国”侵略和占领，电子媒体已可以成功对民众洗脑，“被统治者的同意”正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据他回忆，他的竞选班子曾建议投放一批电视政治广告，并预计这笔钱花出去以后，他的支持率可以提高几个百分点。他开始根本不相信这种计算，但叫人大跌眼镜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是错的而助手们是对的——一张张支票开出去以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果然准确上升到了预估点位，民众的理性竟然如期被逐一套购。人们不难看出，这个时代已用电视取代了竹简，已用光缆取代了驿道，很多人的大脑不过是一些电子声色容器，民意的原生性和独立性易遭削弱，民意的依附性与可塑性却正在增强。在很多时候，政治就是媒体政治，民意可以强加给民众，由权力和金钱支配的媒体正在成为庞大的民意制造机，“可以在两周之内改变政治潮流”（戈尔语）。不仅如此，组织集会造势是要花钱的，雇请公关公司是要花钱的，“涮楼”（港台语）拜票是要花钱的，延揽高人来设计候选人的语言、服装、动作、政策卖点等等也是要花钱的……美国总统竞选人都必须是抓钱能手，必须得到财团、权贵、部分中产阶级等有效出资者的支持，手里若没有一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就只能死在预选门槛之外。一个中国的贪官也看懂了其中门道，因此贪污千万却一直省吃俭用家贫如洗。据他向检察机构交代：他积攒巨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投入竞选（见海南省戚火贵案相关报道）。可以想象，如此高瞻远瞩的贪官在中国何止一二？他们都已明白：只要大家都爱钱，烧钱就是购买民主的硬道理。在一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在专制者几乎都转型为资产者的情况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原教旨已变成“N元一票”的民主新工艺。
政教合一结束以后，不幸有金权合一来暗中补位。选民们放弃投票的无奈和冷漠流行病一般蔓延，是这一事态的自然结果。
人们就不能采取更积极一些的反抗么？比方说用立法来限制各种政治、资本、宗教势力对媒体的控制？比方说限制主流媒体的股权结构和收入结构、从而确保它们尽可能摆脱金钱支配、尽可能体现出公共性和公平性？……再不济，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为赞赏的“抽签制”（某些基层社区已经用这种方式来产生维权民意代表）来替代选举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释和避开一点劣质民主之害？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殚精竭虑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着对金融、贸易、生态、交通、玩具、化妆品、宠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师满街走，法规文本车载斗量，但不论是民主行家还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都经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一般来说，找一个万能的道德解释，视结果顺心的民主为“真民主”，视结果不顺心的民主为“假民主”，成为很多人最懒惰也最便利的流行判断，差不多是一脑子糨糊的忽热忽冷。权势者更不愿意展开相关的制度反思和政治辩论——因为这只能使貌似合理的现存秩序破绽毕露，使权力合法性动摇，危及他们的控制。他们更愿意在“民众神圣”一类慰问甜点大派送之下，继续各种熟练的黑箱游戏。
民众并不是神，并无天生的大爱无私和全知全能。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护，需要反误导、反遮蔽、反压制、反滥用的综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专制的效益优势：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会更安而不是更乱，经济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权更能得到保护而不是暴力横行性命难保……特别是在涉外、涉远、涉专等上述事故多发地带，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补不容轻忽。从更高标准来看，一个企业光有董事会民主和股东会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更合格的企业民主一定还包括员工民主（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顾客民主（价格听证与监管制度）、社区民主（环境听证与监管制度）等各个层面，包括这个丰富民主构架下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泪企业”、“霸王企业”、“毒魔企业”在民主名义下合法化。《公司法》等法规在这方面还过于粗陋。一个民族国家光有内部民主也是有隐患的。考虑到经贸、技术、信息、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现实，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顾到“他者”，要包括睦邻和利他的制度设计——就像欧盟的试验一样，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国防、金融、财政权力从民族国家剥离，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民主机构，以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义的利益盲区，减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至于欧盟与“X盟”之间更高层级的民主共营构架，虽然面临着宗教、文化、经济等令人头痛的鸿沟，但只要当事各方有足够的诚愿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进入想象。
可以预见，如果人类有出息的话，新的民主经验还将层出不穷。一种以分类立制、多重主体、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创新型民主，一种参与面与受益面更广大的复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层还是全球的范围内都可以期待。作为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民主面临着新的探索旅程。
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百年来在体制变革方面寻寻觅觅进退两难，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民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中国1911至1913年与1966至1968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了当时的民心所向。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在新兴时期或困难时期都曾借助集权或威权管制手段，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亚洲四小虎”，又如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等），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的繁荣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肥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俱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一个官吏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药价恐怖主义”、“污染恐怖主义”一类让人应接不暇，也使体制内忙碌的消防队成为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身处一个因特网和高速公路的时代，民众的知情触角已无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么黑客手段，就能轻易穿透任何铁幕，其相应的参与、分享、当家做主等要求如未及时导入建设性的政治管网，不满情绪一旦积聚为心理高压，就可能酿成破坏性的政治风暴。事实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再成功的现代君王也总是危险四伏。当年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劲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君，刚被英国女王授了勋章，刚被国际社会誉为改革模范，马上就死在本国同胞的乱枪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