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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女人生活手记（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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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暑假将结束的时候，我很陶醉地对老哥说：“哥哥，你知道家的感觉是什么吗？家的感觉就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老哥却说：“家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一起穷，一起快活，所以叫穷快活。”
5块钱的“美味佳肴”
尽管老哥吃着我用5块钱买来的“美味佳肴”大肆表扬说：“你不是用5块钱，你是用研究生的素质、律师的智慧、爱人的心思来买菜的。”但有时候，5块钱以外的这三样东西，也不是那么管用。虽然那是1996年的物价，但用5块钱去菜市场买两个人的晚饭，其实不容易。
我那时每天下午四点步行去最近的泥岗路菜市场，泥岗路当时相当地名副其实，晴天灰尘弥漫，雨天泥泞满踝。下午四点去买菜的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保姆，一类是老人，还有一类是永远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女人，后者比较多。
至于菜市场那种氛围，我从来不喜欢。我总是在路上就盘算好，今天吃什么，怎么搭配，一进菜市场，立即找到想要的菜，买了就飞奔走人。但有时我想要的菜并没有，有时有，又不新鲜了。更常见的问题是价格不合适，有时我认为单价太贵，有时他们不愿意卖两块钱的牛肉或三块钱的排骨。我要么只能作罢，要么得换一家试试，要么要想办法说服那些打着赤膊、浑身油污的卖肉者，这些，都让我难办。
还有一次，本来是打算做肉沫烧豆腐、红烧茄子的，我买下两块钱的瘦肉后，意外地发现有一家有个猪腰很新鲜，一问，要3块钱，我想，如果改做肉沫豆腐加土法蒸腰花，那也不错，但那样的话总额要6块钱，超支了。
我问卖家“两块钱可不可以”，他极不耐烦地摇头。我只好走开去别家看看，走了一圈，发现别的摊档的有的猪腰不如那个新鲜，有的不如那个大，我又回到原来那家，再试着问：“真的不能两块吗？”没想到他勃然大怒：“没有钱你就别买了，3块钱都付不起还想吃腰花。我告诉你，这腰花我不卖了，两块钱？还1块钱呢！”他怒气冲冲又鄙夷不屑地看着我，鼻子拼命地“哼”出一声。
我本来只是再试试，他要不同意，我就3块钱也买了算了，完全没想到他会那么生气，我瞠目结舌，眼泪瞬间滚了出来，赶紧扭头走了，木木地按之前的方案再买了豆腐和茄子走出菜市场。
回来的时候，深圳的天空彩霞满天，但我的内心酸楚得没有一丝力气，我拖着灌了铅的两条腿慢慢往回挪着，心里无限悲哀。
快到教育学院的时候，我对自己无力地说：“这就是辛酸，辛酸也是一种感觉，辛酸也是一种体验。人生就在于各种体验，只有幸福、只有快乐，那是不完整的。”
接着我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错。至于他发怒不卖了，只能说明他的猪腰完全值他自己报出来的价格3块钱，而不是我想要的两块钱，他卖的东西物有所值，发现我居然不知道这一点，还跟他还价，他非常生气，或者那一刻他正为什么事生气，我撞到了他的气头上。
这么一分析，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卖腰花的人，接受了他的怒火。我甚至想，没准换了我，也烦了，为了1块钱，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爱买不买。
“不过，我会有钱的。”我长叹一口气后，拼命给自己补充力气：“我读了20年书，是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考过了律师资格，现在还在备考注册会计师资格。我不相信赚不到钱，我们现在是最穷的时候，只会越来越有钱。”
我对自己说完这些之后，开始慢慢恢复体力，说服自己将这件事放下。
踏进教育学院的大门时，我用劲甩了甩头发，心想，到家了，哥哥要回来了，我要像往常一样，做好5块钱的美味佳肴，等他回来。
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1996年的暑假，我刚到深圳时，晚上经常和老哥去罗湖国贸大厦一带逛夜景。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10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
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是24路。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但当时晚上没有灯，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解决小急的场所，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然后猛冲。
在当时看来，那马路宽得气人。从立交桥上下来，有比较陡的坡，车速都非常快，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先瞅准车的间隙，然后迅速反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再爬上隔离墙，接着等待时机，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有时运气不好，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可能是由于太害怕，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总感觉自己对车速、对距离估计不对，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看得不太清楚。
一直犹豫到第五次，我将心一横，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刚一站定，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轰”地一声巨响，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爬上隔离墙时，我一屁股坐在上面。我强烈地感觉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撞死在这里，脑海里随即一幕幕浮现出各种车祸现场的惨状……当我惊恐地回过神来时，满脸冰凉的泪水，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死了一次。
坐在隔离墙上，我环顾四周。深圳的夜晚真是五彩斑斓，远远近近的灯光层层叠叠，集合成各种图案，把天空映成无边的橙红。长城大厦（那时候从泥岗路完全看得很清楚）真像长城一样长，密密麻麻绵延成一片。我知道那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房，每一两个灯光就意味着一个家，每一个家意味着一片令人羡慕的欢笑，他们在上演着各自的欢乐，而我，一个人坐在隔离墙上，只是一个黑影。
东去西来的车一排排在我的前后呼啸而过。我被车灯包围了，被深圳夜晚的灯火包围了，我在灯火的中央，但我在深圳的边缘，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央，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深圳的主流人群……但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进去，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会有一切……
那天老哥出差了，我在隔离墙上坐了很久，回到教育学院时，什么也没洗，就直接爬到床上睡了。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
1999年秋天，爸妈来深圳看我们，刚一进家门，老妈一览无余后目光如炬地问：“只有一间房，怎么睡呢？”
我们得意地带爸妈看了我们的阳台，在他们来的前几天，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阳台有1米2的宽度，我们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1米1的床，正好放了进去，不过，上床只能从床头爬进去。我们把刚到深圳时买的单人床上用品，从简易的塑料衣柜里拿出来，再次派上用场。然后，去东门布艺批发市场，选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粉蓝色花布，批发了一大捆，再用铁丝、夹子，在床四面的墙上、窗户上打好钉子、连好铁丝，围成床帘。顿时，我们阳台上的小床就成了平民版的“公主”床。
我们让爸妈睡1米5的大床，我们就睡阳台上这张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个人猫着腰先后爬进平民版的公主床时，感觉重新回到了可爱的童年。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看着四周粉蓝粉蓝的床帘，非常得意，觉得那个小小的世界里弥漫着浪漫和梦幻，而我们的小床，就是小人国里王子和公主的婚床。
正那么开心着时，老爸和老妈突然鼾声四起，我们静听了一会他们的鼾声后，两个人同时一把将毯子拉过头顶，在里面大笑不止。
我们白天出去游玩，晚上四个人坐在大床上或沙发上，同看一部小电视机。深圳的深秋有点冷了，我每晚一冲完凉，就窝到老哥身上看电视，坐在对面的老妈则顺势把我的光脚抱在胸前，扯开她宽大的衣服包住我的光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