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规范的失序和思想的鸣叫

作者：袁志红　周为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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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变革引起的思想大震荡
　　
　　正当于丹在“百家讲坛”上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时，北大学者李零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出版了。李零以训诂的刀片对《论语》进行了条分缕剖，把孔子“还原”为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这位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儒家学派创始人，真的就像是一个堂吉诃德？一条四处颠沛流离惶惶然找不到自己家园的丧家狗？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论语》曾被树为万世经典，李零的这部新书无疑就像是一块天外来石砸在了这面镜子上，立即引起文化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是给当今国学热开了一味“清醒剂”；新儒家则对此进行强烈批评，蒋庆称该书“轻侮圣贤”，康晓光斥之为“垃圾”，陈明这样总结道：“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这本书”。“丧家狗”引发了一场思想的大地震，折射出当下种种文化思潮看待儒学和传统的视界与心态，引发的争议远远超出了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德泽深厚，从孔子至今绵延已逾2500年，可谓渗透于国人的血脉骨髓。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论语》被树为万世经典。正因为孔子这样的符号本身内涵深厚，不单纯是一种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其意义在历史发展中积淀并生长。逐渐孔子被上升到关乎信仰的位置，所以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礼崩乐坏之时，“反孔”与“尊孔”的拉锯战分外激烈。对于孔子的态度也是，要么是奉之圣人，顶礼膜拜；要么视为糟粕，打倒在地，踩在脚底。
　　孔子生于兵荒马乱用智斗勇的春秋时代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十五有志于学”。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时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各路诸侯王国认为他的方略看上去很美，实际上迂阔而莫为，自然处处碰壁，终其生郁郁不得志，只好授徒为业，开了民间办学的先例，据说他授业过的弟子总共达三千之多，他比较满意的有七十二个。这些弟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使孔子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论语》一书就是孔子逝世后，由其门人编辑记录的孔子与弟子之间、弟子与弟子，以及弟子与再传弟子之间问答体著作。文字的本质特征是以真理不在场的情况下讲话，它以人们建构的观念世界代替了真实的现场世界，《论语》就是这样，它叙述的可能是弟子在回忆中理解的老师，也许与历史上实体存在的孔子相去甚远了。孔子无法复原，就像我们无法让时空倒流回到古代去一样。孔子和《论语》好似一个文化大筐，人们按照自己的现实目的各取所需，“我注六经”的同时，六经也在注我。所以无论尊孔，还是反孔，孔子只是个符号，赞成或者反对的只是儒家学说对人间秩序的安排体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受政治的影响。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思想往往也随之发生裂变。自然经济秩序和“奉天承运”的皇权政治秩序的深厚土壤培植了“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儒学思想。
　　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九十年代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世纪初制订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应推进，民主、法制思想渗入中国千千万万颗心。我们的语言、时尚、礼俗、居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纷纷改变，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消费至上、娱乐至上的世俗意识形态呈现强劲势头，道德规范、伦理德性和终极价值失去了评判标准，道德和信仰两个层面出现意义危机。思想界对此反映异常活跃，改革派、批判学派、自由主义派、新儒家学说纷纷矗立起大旗，一批知识精英运用各自研究领域的工具来解析社会现象，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一时呈现“诸子纷争”的景观。思想的争鸣反映的是社会宽松环境下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
　　从当代社会来看，孔学或称儒学遭受人们最多批判的主要是：一是传统礼法压抑人的感性生命，窒息人们的创造精神；二是重伦理，轻功利，安于现状，使人们过分注重内在世界而忽视外在的自然规律，缺省科技发明的动力；三是维护皇权秩序的等级和宗法意识，拘禁人们思想意识的外逸。孔子之学束缚了中国几千年，是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的症结所在。反对孔子的人提出中国社会的低级与落后，近代的没落与屈辱，孔子应该买单。
　　毋庸置疑，孔子和他的儒学既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然也不是祸乱中华的洪水猛兽，全盘否定孔子或完全复制孔子学说的做法都是幼稚的。孔子和儒学乃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孔子学说至今仍有值得汲取借鉴的地方。至于后世理学家对孔子的推测、阐发、敷衍，则更应理性分析并慎重对待。我们不能苛求和指责孔子，毕竟古人只能做古人的事。不论是把孔子概念化还是偶像化，神圣化还是妖魔化，力捧还是唱衰，奉若圭臬还是恶搞炒作，都势必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国民对传统和道德的认知，从而在实质上损害、曲解了孔子和传统价值。
　　
　　符号的争夺蕴涵的是权力的重新安排
　　
　　历史似乎习惯跟世人开玩笑，巨室豪富、达官显贵在世时备受关注，死后却没有人再提起姓名；而一些活着时寂寥落魄、生活困顿的人，却在死后暴得大名，或者彪炳史册，或者流传于民间。孔子也是如此，在世时周游列国，终日驱驰于路上，寄寓于檐下，困于匡，菜色陈、蔡，“求见用而为王者师”而不得，累累如丧家之狗。在他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却下令在孔子的故居建立孔庙，享受岁岁祭祀的隆厚待遇。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以帝王的身份用太牢祭祀孔子，此后，祭孔成了国家祭，从汉朝到清末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祭孔，只是一种仪式和象征，蕴含的是统治阶级合理使用孔子及其思想，为维护现存秩序或者朝代更替在历史的深处建立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儒家原本始于商周的巫觋，掌管祭祀礼仪之事。在春秋战国时，儒家也只是与兵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派等量齐观。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理儒家经典成为士人晋身之工具，儒学遂成为显学。汉平帝时，孔子被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又封他为文宣王。历代统治阶级把孔子越抬越高，封号也越来越大，逐渐地神化了：“尼父”、“先圣”、“玄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成了各个王朝的思想警察和信仰主教，统治阶级把他视为治世的法宝一样供着。
　　自西汉伊始，人们就拿孔子自说自话式的自我解读，后代托圣人言的不绝于书。历代革命不管真假，都要先打倒孔家店；保守无论新旧，都要齐唱赞美圣人歌。事实上不管“尊”还是“不尊”，都是假“孔子”之名，获取一己之道德、政治私利而已。孔子只是一把刀，决斗的却是各怀心思的持刀人。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遭遇困境。先是墨家、法家提出挑战，比如墨家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批判了孔儒：一是重视祭祀却又不信鬼神，自相矛盾；二是丧久葬厚，浪费人财物力；三是繁饰礼乐，强调尊卑等级，乐于享受；四是迷信命运。继而魏晋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名教斗争，之后自南北朝始佛教长期支配了中国的思想和信仰。晚明时泰州学派风行一时，公开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但这几次反孔都没能突破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儒学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之后，仍能脱出困境恢复活力。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动摇使人们不得不对向来如此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质疑。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人们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富强”成为衡量文明进步程度的唯一尺度。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委曲求和。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只有变革才能图强。当时维新派人士认为中国要强大，先得开风气，积极向西方学习，改变思想观念，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举措以及在报刊制造舆论来达到目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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