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班主任》的前前后后
作者：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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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613页，由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800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年生）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个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
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1959年从北京六十五中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习，1961年至1976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但我1974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直到现在（2008年）仍有一些提及我写的《班主任》的报道、评述，说我写作、发表这个短篇小说时是一个中学教师，这不准确。中学教师是一个应享有尊严的社会职业，我为自己在中学任教十五年感到自豪。但就我个人而言（不代表其他过去与现在的中学教师），中学校园的天地小，见闻窄，尽管有丰富的与之相关的生活积累、文学素材，但是，要写出《班主任》这样的有一定独立思考深度的作品（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控制而言），走出小校园，进入出版社，这种职业转变带来的视野拓展，是重要因素，不可不强调一下。
写《班主任》时，作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雅克萨》，写清朝抗俄的，这是那时很时髦的题材，后来好多出版社都出了该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责编的那本1978年也出版了。作者谢鲲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本来可以写出脱离时髦的题材，特别是脱离“主题先行”那样路数的，体现其个性的纯文学佳作的，可惜却因肝功能衰竭而英年早逝。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可是，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拖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直到现在，也仍有报道或评述说《班主任》是我的“处女作”，并不准确，那是我的“成名作”而非“处女作”。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到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发表在1958年《读书》杂志第16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岁。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出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出了单行本）、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个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