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环球笔记６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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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也表示赞同，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全世界不仅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而且现在正在总结中国的经验，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经验的宝贵。
（肖军）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
欧洲知识界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崛起，却不知道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对美国知识界了如指掌，却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状况所知甚少。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用了三年的时间走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写成了《What Does China Think?》
今年3月号的《展望》(Prospect)杂志，以《中国的新知识分子》(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为题，刊出莱昂纳德的封面长文，介绍中国当代思想界。
莱昂纳德在文中首先回顾了他在2003年对北京的访问。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和黄平接待了他，王洛林告诉他，该院有“50个研究中心，覆盖260个学科，有4000名全职研究员”。而英国的全部智库不过数百人，全欧洲千把人，在美国也不过万人。中国一家机构就有4000人，而这样的智库，在北京一地还有十来家。
莱昂纳德说，他本想到中国打个转就走，原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几个执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子，藏身于党的秘密研究室或者顶尖大学的校园，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一群知识分子、智囊人物、活动家就国家的未来展开着激烈争论。他举例说中国的新左经济学家针对新右提出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政治理论家讨论选举和法治的相对重要性，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争论大方向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由于政治敏感性而更加突出。
他去北大见张维迎，在张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贵的古巴雪茄，相当于中国农民一整年的收入的几倍。张维迎把这些雪茄盒子当成西方自由主义象征的碎片（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希望这些盒子象征的力量能最终战胜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右典型一员，张维迎跟他的朋友们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政府萎缩成主要功能只是保护私有财产。新右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是核心力量，但三十年以后，中国已经反对他们的观点意见。 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
莱昂纳德也见了汪晖，他是公认的新左领导之一。所谓新左是一群关联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他们日渐获得大众越来越强的支持，也通过他们的文章为政治讨论提出话题方向。莱昂纳德介绍道，汪晖年轻时也是市场的拥护者，但1989年以后在陕西农村接触到农民的生活，思想发生转变，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万能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意识到国家必须为了消除不公平做出努力。新左之为新在于他们支持市场改革，之为左是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不公正现象。 “中国困在迷失的社会主义和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同时受到两者最恶劣因素的困扰……我主张国家进行市场改革，但是不能为了GDP的增长牺牲工人利益和环境。”
新左提出的问题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应该继续在精英手中集聚，还是应该建立所有公民都能受益的发展模式。他们想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汪晖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中国无法采纳德国或者北欧福利模式。因此我们才需要制度革新。王绍光探讨低廉医疗保险，崔之元探讨所有权改革，以使工人在雇佣单位获得一定权利，胡鞍钢探讨绿色发展。”
北京的力量权衡似乎微妙地向新左的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这个计划中提到将使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和产假用资金每年增加20％，在农村改善卫生和教育条件，并减少20％的能耗。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是新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模版。对新右来说，它保持了继续试验的想法，采用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新左来说，它关怀了不公平现象和环境保护，探寻能够把合作和竞争联系起来的新体制。
2007年中国宣布将在赞比亚建立金属生产中心，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分别成为运输和经贸区。中国的投资力量在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构，国际金融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现他们的势力减弱了。安哥拉、卢旺达、乍得、尼日利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津巴布韦等国家都选择放弃IMF和世界银行而与中国合作。
很多中等或低收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伊朗、埃及、安哥拉、赞比亚、卡萨克斯坦、俄国、印度、越南、巴西、委内瑞拉都派员到中国城市学习。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张维迎和胡鞍钢等人常被邀请讲授经验。全世界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模仿中国，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全球化的原意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胜利，但是中国经验显示，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好处。
关于政治改革，莱昂纳德介绍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些关于民主的观点，俞认为激进政治改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他建议莱昂纳德到四川平昌看看那里的党员“公推直选”的情况。莱昂纳德与北大教授潘维见面时，潘维严厉批评他太把草根民主当回事。潘维认为四川的地方领导就是想出名，实验没有成功。
中国思想家们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危机。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仍是多党制，但也有新的补充措施。但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者认为应该在边缘使用选举，但在决策中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社科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是一个固定菜单，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但是菜色是固定的；中国模式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莱昂纳德介绍了一下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试验，这个概念是斯坦福的政治学家James Fishkin提出的，建立在雅典民主理想模式上，随机选取一个人群，请他们来对市政提出意见。重庆政府很自豪地宣布，在商议民主之后，轻轨票价从十四块降到两块。很多中国城市都在学习这个方式。更有意思的商议民主在泽国镇，镇长的去留就是用这种方式决定的。该镇的四千万公共资金也是这样决定了使用方法。这种事例只有一次，但Fishkin和何包钢都认为这个模式也许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模版。
莱昂纳德提及或许中国的公开咨询方式可以成为一党制国家借鉴的模式。针对某些人权组织一味批评中国的独裁以及在非洲输出独裁模式，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不应该被简单化的看作是对非洲独裁者的支持，中国在试图重新定义“力量”在全球政治中的意义，推行“国家综合实力”的概念。中国的各个思想库都提出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的量化方式。在全球化经济中重新建立国家主权，使之不受全球经济力量、公司，甚至个人的影响，这个想法是中国世界观的一个突出特色。
海军少将杨毅是中国军事智库的头脑人物之一。他对力量的看法决不局限于对兵器的衡量。他认为美国通过假装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某种“道德高度”，已经建立了对中国的“策略围攻”。每当中国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比如军事现代化或者与更多国家建交，美国就把这些努力描写成为威胁。 而世界其他地区很容易就模仿超级大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