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重建时代的核心价值

作者：张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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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他人的自觉承担，这不正是证明那个把个人原子化，把主体抽象化，把关系利益化的市场意识形态，绝非很多人所想的那么畅行无阻。国家、人民、团结、奉献这些观念，并没有被摧毁殆尽，它们依然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而在碎片化状态上，想象和实现“总体”的生活可能性也依然存在。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握住这个“唤醒”的契机，为重建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而努力吗?
　　重新强调“中国认同”，很容易被人批评为民族主义情绪张本，或者，呼应意识形态霸权的询唤。不过，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已经被完全特殊化和妖魔化了的今天，我以为完全有必要去重新理解和打捞这些概念的历史复杂性、正当性和能动活力。更重要的是，所谓作为核心价值的“中国认同”，不是盲目地自我肯定，至少内含着承担下述转化和创造的历史使命的要求：
　　首先是检视和审理我们的文化资源，换言之，就是反省到底有哪些积淀的传统可以回应民族复兴的需要。比如，在救援地震的过程中，你能切肤地感觉到甘阳所讲的“三种传统”的显形。包括“人溺己溺”、“民胞物与”的儒家传统，“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传统，还有把个体生命放在首位；以全国哀悼的形式悼念逝者这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新变化。这次事件正表明了这三种传统存在着统一和贯通的可能。我想提示的是这次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迅速集中和调配的能力，这正由被一些人笼统地批评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提供了保证。而这次地震中，从领导人的表现到国家哀悼的形式，都完全赋予了“生命价值”和“人道关爱”观念正面意义，这往往容易被经过批判理论洗礼的人所轻视，但确实又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所以，“中国认同”就意味着要克服偏见、认认真真地对待这三种传统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尤其要重视共和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
　　其次，“中国认同”如果不能跟普通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起真实连带，那么它就很难发挥出文化政治的能量。做个也许不是特别合适的比较，就是在奥运会的圣火传递风波时，大家的注意力和意见的统一程度，就远远不如这次地震。这说明“同一个梦想”必须建基于今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福祉和需要上，才会真正地万众一心。而这次网上对地震中那些负责作为的褒扬，和对一些人丑恶言行的抨击，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经验刺激下的政治判断竟是相当准确。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政治、经济、外交等的优势位置上，那么不过重复了发展的逻辑所固有的阈限。鼓吹那样的“中国梦”，不过是对“美国梦”的翻版罢了。在崛起的进程中，应该直面严重的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回应弱势群体的诉求，但这并不是要把人都变成经济侏儒，相反，更要维护人们生活世界的完整，包括政治意识和价值感的养成，对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发展进行新的描述，等等。也只有像革命时代那样立足于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执政党的革新欲求和努力，才会有力地把中国引向政治成熟的民族。
　　最后，“中国认同”还迫切需要寻找和创造新的话语方式，传递“共同体”意识。媒体对于这次地震及时的宣传报道，总体上极大地帮助了人们了解灾情，凝聚感情，展开捐助。但是，宣传报道的一些“老调子”，显然也已经不能那么有效地发挥动员力量，让全民信服。原因在于，那些原来大家很习惯的政治话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已经几乎被“去魅”了。跟生活和情感方式错落杂陈的现实的相比，宣传的话语方式和策略还沿袭了过去的形式。能否准确地切入人们的情感结构，决定了“中国认同”价值观会不会发挥巨大影响力，因为毕竟这种认同最后要体现于情感体认之上。而新的话语方式很大程度上依靠新的知识和观念的创辟。这就提出了对国家性质、党国体制、国家认同等给予新的界定和解释的问题。这当然不仅是知识界的问题，可是知识界应该在这些大问题的介入和参与中显现出活力和智慧来。
　　写到这里，想起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那本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国家认同危机新的辩论的书——《我们是谁?》。在这次大地震以后，这个题目，同样值得致力于中国现代复兴的人们深思。
　　张春田，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从娜拉出走到中国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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