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１９７９年的虚构和现实
作者：蒋子龙
字体： 【大 中 小】
己的生活……萨特说小说是镜子，当时的读者通过《乔厂长上任记》这面“镜子”，到底看到了什么，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有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或喜欢一篇小说，“乔厂长”果然成个人物了。那么，当时的现实到底是欢迎他呢?还是讨厌，甚或惧怕这个家伙?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因此“乔厂长”应该说是集体创作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作用。
是我的虚构拨动了现实中甚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但不是触犯了什么禁区，而是讲述了一种真实。文学虚构的本质就是为了更真实。赫鲁晓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或许打中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个穴位，却也差点把自己给炸掉。
蒋子龙，作家，现居天津。主要著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蛇神》等。
关于潘维的文章
耶夫斯基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核武时代的意识形态》(载《天涯》2008第三期)一文(以下简称潘文)，立论宏阔，气势磅礴。对于政治学，我们凡夫俗子根浅知陋，不敢评说，但对于人人都想过好的生活，都应该追求生命和人格的尊严，保有独立自由的权利，却觉得合情合理。国家政治，大致也应该往这个方向操作。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权利，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不管它是未来乌托邦的承诺，还是什么党国利益，或者所谓生存方式的胜利……这些，如果只是政党组织者的口号，只是话语系统竞争的参与者，本无可厚非。潘文却把生存方式的胜利放在一切之上，甚至直论为此可以只要武器，不要面包。“直到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否拥有较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一方总是获胜。”此论有多少历史依据，笔者考证不来，但这鼓吹战备治国的调调让人心惊!新中国头三十年我们民族在此方略下走到几近崩溃的境地，所得到的教训还不够惨重?潘文把所谓生存方式的胜利确定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奋斗的最终目的，把战斗、战备、竞争作为贯穿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得出的结论是：核武器出现以前，只要武器，不要面包的国家路线是正确的；而“绝对的、终极的、可以消灭战争意义”的核武器出现，生存方式的胜利不再靠战争暴力的打赢，而靠核武后盾下话语暴力的扩散、统一、称霸。这样，作者就推导出他的拯救、强大和扩张生存方式的道路——同一共同体中的人们不可胡乱思考，随意言论，要统一到具有某某特色的一个模式、一条道路上来，同仇敌忾打赢意识形态战争——共同体的存亡在此一系!这是何等气吞山河的豪气!
历史上的战争，虽有种种神圣名义，追究下来，水落石出的往往还是资源、财富和利益之争。潘文却把生存方式的不同列为导致人类战争的唯一或最大矛盾，所据何来?照作者的意思，我们家喜欢吃辣菜，靠种地维持生计，而你们家喜欢吃甜菜，靠养殖维持生计。我就要和你争斗，一直打，或者“和平演变”到你们家也跟我们家一起种地、吃辣菜为止?这样的“生存方式”之战还不要把人都弄到神经衰弱了?不可否认，一个人，一个家族、群体、民族或国家，肯定具有各各不同的性格习惯、心理特质、文化传承，但这并不是作者所谓非要与人一争高下，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捍卫或扩张的生存方式。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社会模式能够让共同体内的所有人都成为受益者；人们终归要明白，缔造社会模式的最好办法是让共同体内的人们根据受益者的多寡共同来探讨、抉择、改进。
作者以苏联解体来反证核武时代意识形态竞争对于生存方式胜利的绝对重要意义，使他的“生存方式”、“意识形态竞争”之类的概念更显混乱和武断。首先，有没有所谓苏联生存方式?为什么一定要保持这种生存方式的胜利?文章开头，作者提到“而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间：(1)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2)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生存方式；以及(4)中华生存方式”。按说苏联生存方式应该属于斯拉夫人生存方式，最能体现斯拉夫人生存方式的莫如东正教了。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地上，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东正教的复兴。既如此，作者凭什么把苏联解体说成是一种生存方式的失败?“于是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俄罗斯人的生活比苏联解体前到底是好还是坏，笔者不得而知。但为什么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人民都不支持当年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恢复加强对于苏联的统一领导权?这至少说明所谓苏联生存方式并不是多数斯拉夫人的选择。再者，既讲“意识形态竞争”是立足于个体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竞争，以实现整体意识形态的优化，还是用共同体的名义捆绑个人，达到思想统一，以对抗外界，战而胜之?“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否定内部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不就是为思想大一统和专制铺路吗?作者批评苏联后期在意识形态竞争上采取“鸵鸟政策”，“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知识界被征服”，照作者的意思，这是西方话语霸权强制的结果，就算“西方”是一个强权吧，它也只能强征自己权力所及的西方知识界，如何能征处于苏共强权卵翼之下的苏联知识界而令之服?如果这个表述只关于魅力和理智上的优胜，那苏联知识界的被征服只是知识分子在开放心态下的自主选择。开放、自主，这是任何国家每一个个人本应具有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做出任何选择都比思想专制无所选择要好。对于苏联的失败，作者不去追究苏共的腐败专横，人民对于物质匮乏、禁锢自由的生活已经厌倦等等因素，而一味强调苏共意识形态专制不够坚强，对知识分子洗脑不够彻底，真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了。苏联解体了，这里有许多难解之谜，并不像作者所断言的“鸵鸟政策”那样简单。苏联解体或许增长了美国霸权主义膨胀的气焰，但维持一个固守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传统的强权国家对于前苏联人民是多么的不公平，对世界也是危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警告。
笔者并不信任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所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有多么完美，更对美国打着人权旗号谋图世界霸权的行径深感愤怒，极端鄙视!我时刻祈祷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人民安康，并时刻准备着为捍卫祖国的独立统一而战。同时，我也支持任何国家和民族谋求独立发展的努力。借用潘教授的“生存方式说”，这个地球上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因自然禀赋和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应该活出各具特色的精彩，不断发展创新各自的“生存方式”，共同建设世界的文明与和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