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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案中的真真假假
作者：余衔玉 高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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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以小学教员参加起义，怙恶结党，并勾结土匪，屡谋不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方维同恶相济，一并处决。袁世凯在杀了张振武后，为将责任推给黎元洪，立即让陆军部电复黎元洪。电文云：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因当曲予优容；破坏共和，倡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请予处分，应勿庸议。
即使这样，他们仍无法向全国交代。黎便在8月16、17、19日，连发三电，为自己辩解。黎言，杀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张蓄谋结党，颠覆共和；张振武在湖北发生的几次风潮中，均是主要策划者；张自募军队600余人，抢夺兵站军米，诱令石龙川联络领事团，令方维勾结李忠义、祝常六等，密谋起事，所以将张骗到北京下手。因舆论谴责不已，黎元洪又用鄂军全体名议于25日发出通电，共列了15条所谓罪状，把当年春季间驱逐孙武和反对曾广大任军务司长，也加在张振武头上。说什么武昌革命后裁兵之际，张暗握重兵，潜伏租界，如果逮捕，即动干戈。又说什么由于“军务长之凶焰，将校团之淫威”不敢将张杀于湖北而谋于京师。
但黎的解释不能让在北京的湖北参议员满意。在参议院开会时，他们详陈事实，据理力争，为张振武辩护。他们认为，武昌少数军人动乱，意图在于劫财，而这个时候张振武还在上海，没有回到湖北；他们驳斥了黎元洪的通电，说事实恰恰与黎的通电所言相反，张改任都督府高等顾问后，听说少数军人动乱，即奔走各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没有酿成巨祸。此事武汉很多人知情，何言乘机思逞!同时，在北京的湖北参议员还指出了黎通电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说与张振武同时被杀的方维，是将校团团长，所有团员，对团长莫不感服，可通电又说幸亏团员深明大义，不为团长所惑，两相不能自圆，行背乎言，难以服人。将校团成员，显与蠢动无关，也与张的所谓结党思逞无关。
进而参议员又质问黎副总统，张振武何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井然，一开始就没有所谓土匪，怎么能谈上与土匪勾结?张振武军官一职，起义后便已解任，张对各营兵士既然没有统带之权，怎么会有了操纵之术呢?“至振武此次在鄂革命，为满清政府言之，诚属狼子野心，昌谋不轨。然铲除专制之淫威者，即系造共和之幸福，谓振武破坏专制则可，破坏共和则不可。不然，当其起义之日，敦请副总统出而视事，果何为者?改称中华民国，又果何为者?况此次人都，曾席请各党贤杰，消除党见，其维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闻，有目共睹。乃竟谓其勾结土匪，破坏共和。不知黎副总统所指土匪者为何人，所谓破坏者为何事?”
至于张振武办《震旦日报》一事，黎元洪电称，“张振武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藉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但参议员们据理质问，共和国家，主权全在人民；言论自由，民国约法也已明文规定；报馆开展批评，自有法定之权；在报纸上发表党见同样合乎法律规定。因此，在参议会上参议员慷慨陈词：“试问参议员诸君，谁非身借政党，谁无几篇文字登人报纸?姓名之在报纸，受报纸之颂扬，身隶党籍者，更不知其几千万恒河沙数，其将尽诛之乎?且黎副总统为共和党之理事长，又为同盟会之协理，统一党之名誉理事，其姓宇之于报纸，日必数见，则黎副总统已在可杀之列矣!”
真依法还是假依法
张振武案发于民国初建，立即让人联想此案的办理是否符合革命者孜孜以求的法治精神。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如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在《民立报》看来，民国总统与专制皇帝相同，他们的命令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圣旨；民国虽建，但人治犹在。《亚细亚日报》的评论者还就张振武案，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也就是说民国法制尚不如前清法制。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相当热烈。大体认为，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议员彭允彝观点鲜明，要求维护法律尊严。彭说从张振武案可以看出，参议院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对人民的生杀予夺可以依据总统命令，而不必依据法律，因此此时可以谓之无政府，无参议院、无法律、无政治；破坏约法，推翻共和，实属令人痛恨，提出质问书，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
参议员陈家鼎认为，民国初建政府藐视参议院之事，已不止一次，而以杀张振武之事为最甚，所以，张振武之事非常紧要，关系国本。应在法律上着想，提出弹劾案，以尽参议院职责；提出弹劾案，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
参议员刘彦进一步认为，此事不仅在弹劾陆总理、段总长，并在弹劾副总统。副总统以空空一电，毫无一句确证之语，徒有倡谋不轨，愈接愈厉之空话，以此种空话可杀张振武，将来即可以此种空话杀百姓。
在参议院还有二十余参议员，认为此案办理之法，亦多暖昧难明，须联名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与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
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就想让黎元洪承担责任，保全自己。根据参议院的质问书，袁在复参议院咨文中说：
查此案情节重大， 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候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复答。……
显然，袁世凯是将球踢给了黎元洪。黎不得不从湖北发来长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答复。8月23日上午的会议更加激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从质问案所提7个方面予以作答。实际上段以军法为借口，绕过了国法，说张振武是一军人，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在武昌已经开过军法会议，证据齐集，至于判决手续，也已经在武昌经过，不过由中央执行而已。随后还说，此次出席贵院，如以为尚不满意，则黎副总统日后当有电来，一候得有黎副总统详电后，再行详细报告。
段祺瑞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参议员刘彦反问：在北京行刑而在武昌开军法会议，军法会议固如此开乎?现在贵总长所报告，实不成为理由。为张振武事武昌已开过军法会议，然何以黎副总统所来之电报并未言及，大总统答复之公文亦并未言及，可见政府违背约法。他要求请陆军总长再行答复。
陆军总长段祺瑞便再行答复：张振武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张振武此次来京，所带之人极伙，而北京为民国都城，关系重要，秩序岂可再经扰乱。政府一再衡量利害轻重，为大局起见，而不得不在北京行刑。
参议员李肇莆的追问迭至：“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莆：“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莆：“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13日曾经开会讨论，14日亦开会讨沦。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莆：“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
8月28日参议员张伯烈、刘成禹、时功玖、郑万瞻等人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同日，参议员刘星楠、宋汝梅等认为根据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一项，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黎元洪任意行使其参谋总长之威力，竟以就地正法四字，为其杀人之惯例，显然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
因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及咨请查办参谋总长案，参议院内国民党及共和党两派议员大起冲突，拍案数响；旁听席中，亦有大呼助阵者。参议院议长左瞻右顾，不能维持。这种情形，为民国后来议院中所没有，复杂中也表现出先进。真惜张还是假惜张
张振武一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态席。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张振武死后，人们一致认为，张有功于民国，死得可惜。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人都同情死者，人死了都说好，照样是由于政治原因。所以在这里有真惜张，也有假惜张。
在革命党人看来，张振武有功于民国，张被处死是对共和的破坏，是对革命势力的打击。案发后，同盟会立即召集职员、评议两部开会，认为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遂联合议决，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与同盟会断绝关系。
张死后第三天，革命党领袖之一黄兴，就致电袁世凯：
袁大总统鉴：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抑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解群疑。共和幸甚!大局幸甚!
但孙中山北上以后，与北上以前有所变化，为此事致电黄兴。
上海黄克强先生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且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显然，孙中山北上后，一开始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在政治上比较信任，因而在张振武案问题上和袁世凯观点一致。
在袁世凯看来，张振武案是一个政治阴谋，一举可张大总统的声威，损毁副总统的名望。大多数人会以为，张振武被杀戮，乃黎元洪所为，并非大总统所为。就这样，武昌方面的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所以在张振武被杀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让人在金台旅馆门首出布告一道，将副总统原电抄录；次述张振武罪状，照武昌来电判决；更奖励张振武起义有功，照上将礼赐；结尾更加以惋惜之词，谓不能与副总统共始终，致干国纪云。
袁世凯还在杀张之后，指使陆军部电复黎元洪，让黎将杀张责任担当起来，自请处分。电文如下：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破坏共和，倡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请予处分，应勿庸议。
黎元洪便也做起样来，言“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从优抚恤，伸生者得所，死者瞑目，……临电揽涕，咽不成声。”曾与张振武有矛盾的孙武和黎的态度一样，赴长椿寺张振武停棺处，扶棺大哭。又到金台馆，抚慰张的家属，经理丧事。孙还致电黎元洪，谓”振武之诛，系由钩电。悲痛之下，肉颤心摧。”
8月27日张振武遗体由火车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恭迎灵柩渡江2000多人。28日黎元洪至抱冰堂志祭，并亲写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同时，作出决定：发给遗属恤金一次2000元。所办学校改为公立；《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将校团解散。黎元洪在灵堂内失声痛哭，不知是真哭还是假哭。在场人认为，这哭里面既有政治，也有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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