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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文革”而就义的陆兰秀烈士
作者：丁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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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拥护，而应该抵制。因此，每逢参加会议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时，她都拒不响应。她很快就被打成“铁杆保皇派”，并于1968年5月3日起被关押审查。
由于陆兰秀拒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不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夺权”是革命行动，许多意想不到的苦难，便逐一降落到她的头上。
经过多次的批斗，也没有能使陆兰秀跟着喊“打倒刘少奇”和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造反派头头根据多时的观察，想出了一个绝点子：陆兰秀不是每逢喊“打倒刘少奇”不举手，喊“毛主席万岁”时还举手吗，这次把两句口号连起来喊，看她怎么办。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开幕。当晚，各机关、团体都集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公报。接着便是燃放鞭炮，高喊口号，扛起彩旗上街游行。陆兰秀和所有衔冤被囚的“牛鬼蛇神”当然是被剥夺了上街游行的权利；听完广播，就奉命立即讨论“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交代自己的罪行。
那时的任何会议，都是照例先来一通敬祝、喊一阵口号的。造反派头头发现，在呼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时，陆兰秀还是低着脑袋不举手。于是，当场爆发了一场激烈异常的短兵相接的批斗。
造反派问：“九大在中国党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你知道不知道?”
陆答：“广播是这样讲的，我还要看一看。”
造反派问：“大家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时，你为什么不举手，”
陆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说刘少奇是什么人，”
陆答：“你们说他是敌人，我认为刘少奇是革命领导干部。”
造反派继续问：“彭罗陆杨是什么人?”
陆答：“也是好人。”
“是好人为什么要打倒?”
“这是‘文革’的需要，‘反面教育’的需要”。
有人掏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责问陆兰秀：“党中央早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了，你看到没有?”
陆兰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相信!”
“你有什么根据?”
“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提议的。我不相信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就变成坏人。苏州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被打倒的并不是坏人。”
会上又有人带头狂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陆兰秀!”“陆兰秀罪该万死!”
造反派气急败坏地问：“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陆兰秀昂起头颅高声回答说：“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刘少奇也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
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揪头发的揪头发，动拳头的动拳头。从这天开始，一顶最吓人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便戴到陆兰秀的头上。
提着脑袋批神化
陆兰秀本来是寄希望于党的“九大”，能纠正是非善恶普遍被颠倒的反常现象的。但是“九大”的基调却是“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而在“文革”中以副统帅身份兴风作浪的林彪，竟然被钦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公然写进了党章。面对严酷的现实，陆兰秀利用小女儿前来探监的机会，把家里珍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带进囚室。她联系当前的形势，埋头苦读了一个多月，终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革命需要经济原因来说明的一系列的论述当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当中，认定“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是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反面教育”，是历史的倒退。承认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严酷的事实就是如此。作为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自己该怎么办?陆兰秀想到历史上的许多忠贞之士，决定冒死进谏了。
1969年11月14日，陆兰秀开始了她在囚室中的第一次绝食，并且交出了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8篇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
这一组长达2．9万字的文章，以及她在以后写的《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孔融范仲淹——仿大批判专栏》、《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诗读后》、《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如鱼得水》等多篇论文和杂文中，纵论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义正词严地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非常精辟，也非常刺目。
在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时，陆兰秀着重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今天，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失去了统治和不合理的分配所得，所以也失去了成为剥削阶级的条件。更由于为防止他们的反抗，已对他们进行了二十年的专政和教育。在目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消除过去暴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适当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文章接着就批判“文化大革命”在阶级关系上造成的严重混乱：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和全世界无产者完全相反的是非标准，失去了共同语言。现在世界人民，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事业，就像我现在不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一样。”
在论述“文化大革命”时，陆兰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人们如果不觉悟，不抵制，不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种历史倒退，还将继续不断地倒退下去，像整个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的灾难一样。”
陆兰秀还多次致信毛泽东主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都会感激您。”
陆兰秀从现实斗争中体察到：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从理论上正本清源，破除林彪一伙制造的现代迷信。为此，她又在造反派的反复折磨当中，忍着伤痛，强撑着因为连续绝食十多天而日益虚弱的身体，写下了《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批判林彪一伙神化领袖的反马克思主义勾当。
《多思》这篇文章，首先批判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历史阶级，处理各种问题的办法并不相同。把无产阶级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来处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完全不恰当的。”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是要背诵他们的词句，而是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应该“句句照办”的谬论：“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对同一问题在不同阶段所说的也不同。那么到底听毛主席的哪一句话好呢?”她进一步联系“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说：“目前的情况是，无论开会或发表意见，或写文章，都要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最高指示，然后才在所引用语录的范围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主席已讲过的词句的范围内。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政治挂帅，或毛泽东思想挂帅。实际上，毛主席所讲的话，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人们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新问题。如果把毛主席的话，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一道一道捆绑起来，就会使人们变得寸步难行。这种学习方法，其结果必然成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实质，贻害无穷。” ，
陆兰秀意识到，要反对神化，就必须反对理论上的僵化。她在《居中》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天生神圣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分析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补充、完善的。所以对某种理论和政策，包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于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文章接着就直言不讳地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在中国复辟封建主义的罪行：“从这里可以联系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说全国人民都应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并把毛主席的语录叫做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古代封建帝王了。马克思说，把禁欲主义涂上一层共产主义色彩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同样的，把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人之初》这篇长文，阐述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搞斗争，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去研究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旧的思想意识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颠倒是非、打击正确意见的现象，应该是非法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保留阶梯的社会，必然保留着各种旧统治者的思想，不同的是这些思想需要以各种隐蔽的手法，掩盖着进行罢了。而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非法现象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解放以来从理论上已颠倒过来的历史，重新又颠倒过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陆兰秀完全了解她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1969年11月7日，她在狱中写了给丈夫的诀别信：传钧：
能够为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人的一生，生离死别总要经历一次的，或迟或早而已。至于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也难向你说明，甚至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些反宣传。但你应当相信，我讲的是真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的家里，请不要告知，以免老人震动。他们又很难理解是怎么回事。
我是感到很幸福的。所以你也完全不必悲伤。两个孩子，把我的信给他们看看就行了。
1970年3月5日，陆兰秀又开始了第二次绝食。在此以前两天，她起草了一份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稿，激愤地指出：“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无比苦难之中。”
第二次绝食后的第十天，也就是被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正式逮捕的前十天，陆兰秀又带着满口的血腥，写下了她最后的两篇遗作——《陆兰秀代遗书》和致毛主席的忠告信，申明自己“为共户主义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要求凡我中华儿女子孙，都应该牢记“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的教训，并且为她本人作出正确的结论。
坚持真理 视死如归
陆兰秀从1970年3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关押到苏州司前街监狱以后，先后经过4次审讯。每次都是昂着头颅，重申自己刘阶级斗争，对“文化大革命”，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批驳极左的观点，并且反复表示：“是真理，那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有考虑与我有利无利的事情。在这里这样硬邦邦，把我绑到刑场上，也是这样硬邦邦!”
关于陆兰秀临刑前街在司前街监狱中的具体表现，最清楚的要数与陆兰秀同囚一室的杨玉珍和张惠英了。
陆兰秀是不承认有什么“最高指示”的。她第一天进入牢房，就与被囚在工纠队时一样，拒不朗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最高指示，声称自己没有毛主席语录。管教员将杨玉珍的语录本递给她，她又推托说；“我不认识这些字”。在监狱中持这种抗拒的态度，当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