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虎穴中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作者：晓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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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宴清进行针对性的攻心战术，及时地把邓吴明搬了出来。
　　得到市委具体指示的陆平，立即付诸行动。在一次家宴上，邓老先生对外甥几乎是泣血陈词：“………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小事，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节大忠。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首脑，根本不值得愚忠!”老舅父的这一番忠告，对推动王宴清下定起义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不久，王宴清提出要与我地下党“相当负责”的人士晤面一次。陈修良接到沙文威的报告，指定由沙以“策委书记”身份只身前去，见了王宴清后将若干情况落实好。在非常稳妥、安全的基础上，陈修良亲自出面，与王宴清进行了一次恳谈。警卫师师长在见到陈修良的最初几分钟，望着这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心里摸不透对方为何等人物，只知道其职务比沙文威“还更负责”。当陈修良与之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才于心中认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陈修良与王宴清的晤面，对首都警卫师师长的倒戈起义，起到了最后下定决心的作用。
　　陈修良赶紧派人沟通了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联系，报告王宴清师准备起义的情况，陈毅司令员作了具体的指示。陈修良指示陆平与另派去的地下党员白沙，协助王宴清制定了起义计划。1949年4月中旬，王宴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指挥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举义过江(另一个团正在南京执勤，来不及调动)。这支起义部队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损失严重，在军事上作用不那么大，但对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军政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眼看着自己的又一颗“虎牙”被共产党生生地拔掉，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痛彻肺腑，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虎门洞开
　　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帷幕降下以后，攻取“国都”南京和全国的解放，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了。陈修良与刘峰等人分析到：南京关押着大批的“政治犯”，国民党在其反动政权崩溃之际，势必对这些人进行屠杀。因此，抢在敌人动手之前，营救被敌人关押的党内同志，已成为中共南京市委诸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地下市委所辖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员沙轶因，其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司法部的一个司长，能否在他身上打主意，通过他救出一批同志?陈修良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她很快地约见了沙轶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指示沙轶因迅速地说服姐姐沙溯因，共同向杨兆龙发起“攻势”。
　　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将已去的惨局，杨兆龙不能不有所考虑，初步答应疏通有关人员和部门，保释一批由“对方”开具名单的“政治犯”。
　　就在这时候，出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鉴于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一职空缺，签署命令，任命杨兆龙行代理职权。
　　陈修良得讯，立即以电话召来沙轶因，指示沙氏姐妹加大对杨兆龙的攻心力度，让他出面利用当前的有利时局敦促李宗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在沙氏姐妹强有力的“攻势”面前，杨兆龙终于抛弃顾虑，要求与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主要负责者”面谈一次，视共产党方面的“承诺”情况再定。
　　陈修良派出市委副书记刘峰，由“策委”成员白河陪同与杨兆龙晤面。二人通过向杨兆龙一整夜的晓以大义，终于使他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杨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赴广州面见了李宗仁。他以“取信于民，有利和谈”为前提，积极劝李释放在押的部分“政治犯”。李宗仁听话听音，也意识到蒋介石欠下共产党的债，自己没有必要替他死背着，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共产党也会领情的，于是答复说可以考虑，视方案再定。
　　情况反馈到陈修良那里，她立即指示沙氏姐妹加紧动作，争取得到李宗仁签署“释犯”的命令。杨兆龙再次来到广州，先运动好孙科等相关人士，有理有节地直逼李宗仁。这位代总统鉴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于1949年4月5日签发了在全国释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作为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杨兆龙，立即积极有序地展开工作。随着最高检察署“释犯”的执行方案出台，4月9日起，关押在南京几处监狱的大批“政治犯”，陆续走出监狱的铁门，这里面有为数众多的我党干部，许多同志迅速地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待到4月20日，国民党决计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的监狱已是十室九空了。
　　杨兆龙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引导和辅助下，为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建国后，这位原国民党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在东吴大学任政法系主任，是南京市政协的常务委员。
　　自1949年2月起，常在华德电料行与人打麻将的“张太太”，心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特别是南京的国民党警察系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的巢穴?为此，陈修良多次召开市委的紧急会议，听取众人的意见，制定切实措施。
　　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南京市委增设了“警察运动委 员会”，调集精干力量充实其中。南京国民党的警察有一 大部分来自重庆、贵阳、河南及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生 活待遇低，普遍对现实不满，多数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 陈修良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要求“警运委”抓住一切机 会，派人打入到各个警察分局，展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 解放的工作。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下辖13个分局。在中共南京市委 “警运委”的切实努力下，各个警察分局都有了地下党的 活动人员。党员袁有秋等人，首先暗中争取了市东区警 察局副局长周春萱，通过他掌握了一批愿意弃暗投明的 警察。地下党员杨辉等人，把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 个地段的警察所控制住了，让他们维护国民党中央广播 电台、自来水厂、西门外大桥等机关和设施的安全。在下 关区，地下党员林大宗等人，也把警察分局的实权人物 争取过来了，掌握住水上警察局的5艘巡艇，并与下关码 头、发电厂的地下党小组互相配合，共同制定了保护发 电厂、火车站、轮渡码头、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与此同时，陈修良布置市委铺开了组织群众维护治 安、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各个地下党组织卓有 成效的组织下，许多工厂、学校、民众团体，都成立了应 变委员会或维持委员会，建立起了纠察队、巡逻队，日夜 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连国民党的一些大机关也不例外，秘密建立了“应变委员会”。陈修良在听汇报时了解到，总统府的一个留守人员掌管着府内的所有钥匙，她当即布置这个地下党小组，派人去做这个留守人员的工作，保护好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
　　随着解放军渡江日期的越来越近，陈修良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具体布置船只的事宜，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自从国民党当局3月下旬宣布对长江“封江”以来，南京长江江面上的大小船只，全被严格控制，有的被迫拆除动力，有的被赶入内河，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4月23日上午，市委的秘密电台接到由上海局电台传来的解放军第35军的电报，称该军可在下午6时赶到江北浦口，要求市委准备好过江的船只。陈修良阅了电报，立即派人通知到相关的地下党组织。当天下午4时起，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地下党组织，带领工人将“京电号”、“凌平号”运输艇、水上警察局的3艘巡艇，还有下关轮渡公司的十几艘大小机动船，开到浦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人马一到就载着过江。至第二天凌晨3时，解放军第35军的1．5万人，全部过了江，胜利地开入城内。
　　就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一天，敌军工兵营在下关火车站炸毁了部分设施后，又赶到老江口火车站，欲要炸毁轮渡舟桥。这座舟桥是连接市内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的工人们竭力阻止，但他们手中没有武器，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候，老江口水上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潘逸舟带着机枪手登上守望楼，向工兵营的敌军扫射。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地下党员林大宗，也带着起义的警察赶来火力援助。只奉命以炸桥为主、所携武器不多的国民党工兵营狼狈地逃走。
　　南京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以公允地说，就南京的解放形式而言，这座古都属于“和平解放”——并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解放军第35军能顺利地进城，可以说，虎穴的大门是洞开着的。而打开这座虎门的，正是以地下市委为核心的党组织及数百名地下党员。对此，第二天下午率部队进入南京的解放军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赞同南京“虎门洞开，和平解放”之说。
　　4月27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常委、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常委、宣传部长。至此，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虎穴生涯，开始了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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