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陈独秀与中国托派
作者：张家康
字体： 【大 中 小】
在对陈独秀进行批判的吵吵嚷嚷之中，刘仁静的表现尤为突出。他自恃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自似为最得托洛茨基理论的精髓，对陈的批判采取了不容置疑的态度。刘说，陈独秀所犯的错误是“透彻的孟什维克主义”，如今又“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新商标”，他不是左派反对派，而是“右派反对派”。刘仁静还说在与陈独秀短期合作后，便发现其“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陈独秀周围集结的那些人，则又“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所以，“我们应当丢掉他”。刘仁静甚至自鸣得意地说，当前中国的托派运动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陈独秀为代表的“右派反对派的路线”，梁干乔为代表的“投降派的路线”和他们为代表的“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中国托派的4个小组织之所以不能见容于陈独秀和“无产者社”，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来自于彭述之的个人品格。还在大革命时期，彭述之便挟陈独秀以自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除了陈独秀便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弦外之音只有他才是“高等政治人才”。现在，他又以保护陈独秀为由，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以至于和陈独秀联系，都得要先向彭述之请示，而每次谈话时，他又总是赖着不走。陈独秀身边有这么一个类似“李莲英”式的人物，年青、激进、莽撞的托派分子，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托洛茨基从刘仁静那儿知道陈独秀的情况。最初他比较审慎地看待陈独秀的“趋向托派”，因为他还没看到陈独秀的所谓有别于斯大林的“纲领式的声明书”。后来当他得知陈独秀已自行组织“无产者社”和受到围攻的情况时，便开始担心起来，恐怕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走人死胡同。他立即给刘仁静和中国托派发去指示，批评他们的争论“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要求刘仁静尽快地将陈独秀等81人的声明，“忠实地翻出来，寄给我”。当托洛茨基读过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便立即给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复信，称赞这“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他明确表示了接纳陈独秀的态度，号召“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指示中国托派组织必须加快统一的步伐，“共同拟订一个短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陈独秀认为一些年青的托派与自己的争论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咬文嚼字”，所以始终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他在《无产者》上发表《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说读了托洛茨基的来信后，“很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警告说，如果现在还有什么人“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有托洛茨基的关注，使沉寂一些时日的陈独秀又恢复了往日的斗志，奔走游说于“我们的话”、“十月”和“战斗”社之间，那种争吵纷乱局面，也在短时间内平静了一些。
勉强统一
1930年10月，“我们的话”派出区芳(后改为梁干乔)、陈亦谋，“无产者”派出吴季严、马玉夫，“十月”派出王文元、宋逢春，“战斗”派出赵济、来燕堂组成协议委员会，共同商定协委的工作：(一)起草统一政纲；(二)筹备统一大会。
但是托派的组织统一绝不是一二次的“凑合”会议所能奏效的，它注定要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王文元在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纠缠陈独秀和“无产者社”的历史旧账。对此，陈独秀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他还主动找到王文元说：“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
可是，“无产者社”中的另一位大将彭述之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首先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再次提起过去“谁是谁非”的争论，要求其他三派作出表态性检讨，承认过去对陈独秀的批评是一种错误的成见，扬言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组织的统一。他还通过马玉夫和吴季严控制协委会的工作，以延宕和阻碍统一。托派的其他3个小组织，原本就没有统一的自觉性，只是因为托洛茨基的一再催促，才勉勉强强地坐到一起协商统一，如今经彭述之等人的发难，本来松散脆弱的统一基础，眼看就有崩塌的可能。
陈独秀立即批评彭述之等人的做法：“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所谓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的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他不惜牺牲与彭述之的多年友谊，断然采取相应的组织手段，将马玉夫和吴季严召回，由自己和尹宽担任协议委员会中的代表，撤销吴季严的中央常委秘书，任命何资深担任这一职务，撤销刘伯庄的沪东区委书记，任命郑超麟担任这一职务。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积极推进托派的统一，是有着东山再起的政治设想。当时，立三路线受到批判，王明路线刚刚冒头，党内的多数人迷茫犹豫、不知所措。处此思想混乱之际，陈独秀便萌发出托派早日统一以取而代之的想法。他郑重其事地劝说托派小组织：“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还未能迅速地统一起来，集中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
刘仁静自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后，再也不敢与陈独秀正面冲突了，还不得不向陈独秀承认错误，恳切要求加入“无产者社”。可是，“无产者社”就是不接纳刘仁静。陈独秀说他与刘仁静有着原则的分歧，不能接受刘仁静的“国民会议”可以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陈独秀虽然也鼓吹“国民会议”，但是，他认为国民会议的实现，也是要经过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而不是像刘仁静所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刘仁静的这些观点在托派内部受到普遍的抨击，陈独秀和“无产者社”不愿冒犯众怒，轻率地接纳刘仁静，“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
1931年1月8日，托洛茨基再次发来指示说：“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他赞扬陈独秀等81人声明所阐述的政治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多年来，托派4个小组织喋喋不休争论的所有问题，最终经托洛茨基一锤定音，作出了最后的政治结论。托洛茨基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确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他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3个多月后，托派的4个小组织的代表们终于悄然地聚集到一起，来到上海大连湾路的王茨槐家召开统一大会。刘仁静多次要求参加大会，但是却遭到拒绝。这位自认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开拓者，自始至终都处于受排斥和冷落的地位。彭述之原本不是大会代表，他愤然给陈独秀写信说，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耻的，并发誓决不承认。可是，大会召开时又补选他为代表，并被选为候补中委。陈独秀当面调侃道：“你还以为统一是虚伪的、可耻的吗?”彭述之听罢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这次统一大会决定了中国托派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或“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为托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