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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崎的百岁人生
作者：丁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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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蒋介石的恩宠和胁迫
将千家工矿企业完整地交给人民
孙越崎以异于常人的业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不断受到重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越崎先后被任命为经济部东北特派员、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947年，到南京就任掌管全国国营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5月，接替出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3月蒋介石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时，孙更是身任数个要职，任何应钦内阁的政务委员、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时，经过与中国共产党3年大战的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向长江以南进军。蒋介石政府在布置长江防务的同时，正在将一些重要设备和人员，向广州、台湾迁移。同国民党的上层已周旋了多年的孙越崎，深知腐败的国民党已不可救药，开始下决心弃暗投明。
1948年10月的一天，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在南京召集资源委员会各地负责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他在会上明确表态说：“我终于明白在国民党下面是没有出路的。去年我把东北一些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撤到关内是个错误。工程技术人员离开企业还能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共产党胜利在望，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个腐败政府一路撇下去，跟他们一起毁灭吗?”他要求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全体员工，“坚守岗位，维护财产，迎接解放，准备移交”，统统留在大陆。
出于对孙越崎的信任，也出于对国民党的绝望，资源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各地区的负责人，都秘密地贯彻执行了孙越崎的指示。以后孙越崎又通过财务处长季树君，同中共地下党员季祟威取得了联系。
就在孙越崎布置资源委员会所属各企业负责人坚守岗位之际，蒋介石亲自找孙越崎去谈话，责令他把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5个厂，即南京无线电厂、有线电厂、电照厂、高压电磁厂、马鞍山机器厂，全部迁到台湾去。孙越崎心中一惊，马上就寻找借口说：“听说要封江，轮船不好雇，运输有困难呀。”这时的蒋介石对孙越崎还是非常信任，便说：“现在京沪铁路畅通无阻，你可以把机器由铁路运到上海，再用轮船运去台湾。”孙越崎又寻找借口说：“五厂现在都很困难，拆、运、建都需要很多费用。”蒋介石说：“你做个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
孙越崎想不到蒋介石这样重视这几座新办的电子企业。南京五厂处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硬拉肯定不行。他又心生一计，要五厂的厂长编出了一个高达132亿元台币的庞大预算，心想心劳力绌的蒋介石会望而却步了。那知道蒋介石很快就以紧急命令要财政部国库署如数照拨。孙越崎只好一面派干部到台湾选择场址，一面将五厂的一些设奋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并租来一艘8000多吨的轮船泊在江心，推说码头繁忙，轮船一时不能靠岸。久拖必被识破，孙越崎正在胆战心惊之际，传来了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的消息。孙越崎以为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要去外国避难了，立即命令南京五厂把下关码头上的设备搬回本厂，重新安装起来。哪知道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又奉蒋介石的手令，两次发电报催孙越崎速把南京五厂迁往台湾。孙越崎别无他法，只好去见李宗仁，对李说：“现在你正想派和谈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谈判，我如果现在从南京拆迁工厂去台湾，不就显得政府没有诚意，对和谈不利吗?”李宗仁沉吟一会儿说：“那就不要拆了。”
就这样，经过孙越崎千方百计地软拖硬顶，不仅把南京这几个比较现代化的电子企业留给解放后的人民政府，还没法把存在台湾银行的78亿巨款，转回大陆，成为南京五厂恢复生产的基金。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上千家国营工矿企业的所有资产，包括数十万职工，3万多名技术、管理人员，都完整无缺地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像南京的五厂(包括著名的南京无线电厂，即现今的熊猫集团)，以后就发展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重要基地；以后陆续兴办的咸阳彩色显像管厂，以及四川的长虹、广东的康佳等著名的电子企业，其创业时的技术骨干，大多来自南京这5家工厂。
孙越崎率部投共的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极为震怒，立即下令通缉他这个多年的重臣。1949年11月初，孙越崎在香港策动国外贸易机构起义成功后，即携家眷北上。蒋介石曾派4艘小军舰拦截，幸未找准目标，孙越崎得免于难。
笔者问孙越崎老人：“蒋介石对你这么重用，你为什么反对蒋介石?”他回答得很简单：“蒋介石政府实在太腐败，太不像话了!”
只服膺真理，不屈从权势，
最终又获得“中共诤友”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后，孙越崎被任命为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主要分管全国的基本建设。他根据陈云的指示，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规定了从勘探、设计、施工、验收全过程的规程，很受陈云的赞赏，并要他为《人民日报》起草了《没有工程设计就不能施工》的社论。不久，便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一些非党的爱国人士受到冲击，尤其是原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在“三反”运动中蒙冤自杀；自己一生清廉，竟也受到诘难。他不愿再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便乘中财委撤销、机构调整之机，主动要求到基层煤矿去做技术工作。1952年底他带着家眷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这时的孙越崎尽管年过花甲，仍然坚持下井观察和指挥生产。至1959年，他共计下井百余次，受到职工的一致好评。
但是，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已经被下放到基层的孙越崎，就更加不受重视了。有些为生产和安全必须采取的措施，他虽然据理力争，也得不到支持。不少领导只是惟苏联专家的马首是瞻。他实际上成了挂名的乙个副主任。采访这段往事时，孙越崎对笔者苦笑着说：“他们认为让我管事，会夺了他们的领导权。”尽管是这样，当对台广播电台得知孙越崎的老部下孙运璇，已升任为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要求孙越崎写一篇对台广播讲话稿时，他还是从大局出发，让记者去给他录了音，表达了他对滞留在台湾的亲朋故旧的关爱之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飚骤起，孙越崎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隔离审查了一年半，以后虽被释放回家，仍然被指派去参加挖防空洞等体力劳动。直到林彪垮台后两年的1973年，他才获得外出的自由。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伤亡几十万人。孙越崎因为在“文革”中被赶到一幢石块砌成的小平房里居住，大震时石墙向外倒坍，屋顶坍下来时又被箱子支住，孙越崎又一次大难不死，只是压裂了两根肋骨。邓颖超得知孙越崎受伤住进北京医院后，多次派工作人员前往探视，并且设法帮助他解决了在北京的住房问题。孙越崎提起这件事时，就感动不已，称赞邓颖超不忘故旧。
左倾路线统治的黑暗年代终于过去，被埋在沙里的黄金重放光彩。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孙越崎越来越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方的重视，继在“文革”前历任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又先后当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煤炭部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并任重建的中国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作为一位毕生追索光明的爱国者，孙越崎并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追求闲适，更没有因历经劫难而畏首畏尾；1983年，他被推选为、政协常委兼经济建设组组长以后，尽管他已届90高龄，仍然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率领原资源委员会的几位专家，深人到内蒙古的包头和鄂尔多斯高原去作调查研究，发现了鄂尔多斯地区无限制地发展小煤窑，浪费国家资源；包头煤炭、钢铁、发电体制分割，本地的煤往东运、又从东部运煤回来炼钢、发电这样的怪事。经过分析研究，他向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务院提出了“严格限制小煤窑的盲目发展”，“包钢实行煤电钢联营”的建设。鉴于北京直接燃煤致使空气受到严重污染，他又率领工作人员深入到北京焦化厂、华北油田和蔚县煤田去作了调查研究，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速首都煤气化的建议》。以后，又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到重庆地区作了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重庆综合改革的建议。据当年跟随孙越崎出外进行调查研究的张永年说：“孙老搞调查研究，真是脚踏实地，而且日程安排得很紧，讲起话来逻辑严实，数据准确，真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