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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
作者：卢品张 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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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同时成立，郭化若担任训练处长。在简陋的条件下，郭化若参与收集、编写教材，制定教育纲要，改革训练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其后，他又历任红军教导师参谋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训练处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又名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主要从事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
郭化若多次致信毛泽东，汇报自己的工作、身体情况，并表示希望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6月4日，毛泽东在百忙中复信慰勉郭化若：“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同年7月，备受鼓舞的郭化若又一次致信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部队军事教育的一点意见》，指出应重视军事教材的编写和军事教员的选拔。毛泽东阅后回信，表示以后“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很显然，郭化若这位高参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相当分量。
9月至12月初，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郭化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同班同学有黄华、陈少敏、罗炳辉、赖传珠等。郭化若既是学员，又当教员：他和罗炳辉两人讲授“游击战争”课程。郭化若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教学活动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高参的确不简单”。近60年后，当年的同学、第五班班长邓力群仍记忆犹新：“化若同志是那种令你见过一面就会记得的人。他身材颀长，清秀英俊，脸上常常带着笑容，使你觉得可亲。同样的一身军装，穿到他身上，就感到适称、熨帖，显得格外的利索、洒脱。……化若同志文化高，长期当参谋，讲起来条分缕析，很得要领。他还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概括游击战争的基本规律。……对每个同学来说都像吃了丰富的精神美餐。”
年底，郭化若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习，就先后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军委一局)局长兼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等职，负责编辑《抗日战争丛书》，重新成为毛泽东的军事高参。毛泽东专门致信郭化若：“你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接受任务后，郭化若跑遍了延安各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最后《抗日战争丛书》 (收入有郭化若和毛泽东等合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和一系列文章顺利出版。
这段时间，郭化若还牵头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会 (现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前身)。同时还专心致志地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拟出《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的提纲，重点论证两个问题：一是游击战争是否有战略问题；二是抗日游击战争究竟有哪些战略问题。论证结果深受毛泽东好评，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吸收了郭的部分观点。
1938年7月12日，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郭化若恢复了党籍，背了7年的沉重历史包袱终于卸下来了，干革命的劲更足了。军委一局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作战局，下设作战、情报、机要、管理4个科。郭化若出任此一要职，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器重。除了准确掌握全国各战略区的情况、起草各种作战文电之外，郭化若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创办与负责主编《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是八路军办的第一本机关刊物。此外，他还要机要科保存好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
1938年夏，国统区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陶汉章的《游击战术纲要》一书，书后附录了4篇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和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从这时起，郭化若开始引起国民党军事部门的注意。
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抗日军政次学开办了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共有学员130余人。为表重视，毛泽东特派郭化若主授“战略学”课程，并对希望他主授“战略学”课的训练班负责人说：“你们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亚于我。所谓‘不亚’，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过我！”
三、毛泽东：“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损兵折将，但对中共持久抗战、游击弱敌的建议就是听不进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从1937年底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郭化若开始学习、宣传古兵法，主要目的是向国民党军官做宣传，帮助他们认识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战争的启示》、《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等文章，以古鉴今地指出“团结存、分裂亡”的道理，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39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又专就研究、宣传《孙子兵法》对郭化若作了具体指示：“要为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虑《孙子》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同年底，郭化若写出了约4万多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让他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专门讲演，后又全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郭化若此篇军事论文影响甚大。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毛泽东住所对郭化若说，“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许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答：他是我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和郭沫若先生没有亲戚关系，但他在我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应该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上的地位相当。”
从此以后，郭化若的名字就与《孙子兵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而且不断有新作问世。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利用战斗间隙，用白话文翻译《孙子兵法》。1957年7月，《新编今译孙子兵法》隆重出版，毛泽东知道后欣喜地说：“古有《孙子》，今有郭子。”1984年9月，郭化若又推出了力作《孙子译注》(中日文版)。1992年4月，当坐落于山东省惠民县城文化区内的孙子故园第一期工程竣工并对外开放时，“一腔孙子情结”的郭化若欣然为坐落在乐安湖北岸孙子文化广场中心的孙子塑像(由优质花，岗岩雕塑而成，塑像高8米，重30余吨)底座正面题词：“兵圣孙武”。此外，郭化若还研究过三国时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著有《孔明兵法之一斑》等文。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马列学院开始演讲《论持久战》，听讲的总共不到50人，其中就有郭化若。毛泽东共讲了五六次，用“军事辩证法”分析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之后，郭化若开始深入思考如何阐述毛泽东在演讲中运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940年8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郭化若以自己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著述的深入思考为主线，作了题为《军事辩证法》的报告。1941年春，《八路军军政杂志》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该刊第三卷第一、三、四期上。毛泽东阅后大喜，指出：“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编辑出版。“这部论著是自毛泽东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因此，郭化若被誉为“军队里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1941年秋，郭化若奉命离开了军委一局，又回到了军事教育工作岗位上，从事军队院校的教学工作直到抗战结束，历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延安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教育长，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